年轻时，有一阵子，我着迷于学日语，向往着学会日语后的种种好处：看日剧，听演歌，读推理小说，去各处旅行……

　　看到我那着迷的样子，父亲像是想起了什么，有一次忽然对我说：“我从前也学过日语的。”脸上露出遥远的表情。

　　父亲竟然也学过日语？这让我有点匪夷所思。因为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一个与外语无缘的人。爷爷走得早，父亲只读到初中，便不得不辍学谋生，到工厂里去做工，后来入党提干，直到退休，并无机会继续上学，更不用说外语学校了，他怎么可能也学过日语？

　　“不过一点都没有学会。”父亲大概怕我考他，赶紧声明道。

　　“你什么时候学的日语？我怎么从来就不知道？”

　　“那是在初中里。日本鬼子来了，发了日语课本，强制我们学的。”

　　“那你怎么一点都没有学会？”我纳闷不解。父亲从小读书成绩好，同村的同学成绩不好，于是受到了家长的责骂，骂起来总是“看人家全大如何如何”，嫉妒的同学把他推进河里，差点淹死……

　　“因为我们不愿意学啊！在学校里，日本鬼子常要来检查。只要一听到鬼子来了，先生就叫我们把日语课本放在课桌上，啊咦唔唉噢乱念一通；等鬼子一走，我们就把日语课本收起来，重新学习自己的中国课本。师生们就是这样来应付日本鬼子的。”

　　“难怪一点都没有学会！”我恍然大悟。与此同时，却想起了父亲的一笔好字，以及文从字顺的日常文字，甚至还会写“老干体”的旧诗。

　　……

　　我知道在当时东亚的有些地方，日本人推行日语教育是成功的，甚至还“培养”出了能用日语写作的作家；但是在中国内地广大的沦陷区，却似乎并无多少人学会了日语——我在中国内地从未像在有些地方那样，遇到过哪怕稍懂一点日语的父辈们。这其中，那些无名的乡村教师们，也就是我父亲的先生们，他们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他们每天都在上着比《最后一课》更伟大的课，他们在课堂上为坚守中华文明而进行着另类抗战。（琼瑶在《我的故事》里写到，她祖父和父母就是这样的教师，所以成了日本兵的眼中钉，不得不逃难进深山沟里。）

　　而且，这样的场景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不止一次吧？中华文明就是这样历经劫波不绝如缕地存续下来的吗？

　　……

　　于是，我一边继续努力地学着日语，并劝后生们也好好学习日语，一边在心底里深深地钦敬着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坚持教中国书的先生们，以及不肯学会日语的父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