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的《苏北少年“唐吉诃德”》，最近获得2013在场主义散文奖提名奖。

　　毕飞宇说，“如果我的童年回忆跟‘文革’无关，这本书我不会写。我必须让年轻人知道，在中国，他的父辈祖父辈经历过的荒谬生活”。他说“这是写作者的责任”。看毕飞宇写“文革”。描述父亲在那个年代生存状态的篇幅，我注意到这句话——“‘文革’最大的破坏是对人的废弃。”这与在别的文本中看到过的“文革描述”大相径庭。没有打砸抢，没有刀光剑影，画面瞬间凝固静止，一成不变定了型。这种沉默更加可怕。毕飞宇说，“特定的家庭使我对家族与命运特别敏感，对家族的历史也特别固执……我生在乡下，可没有农村户口，我的户口一直在城里，却不属于任何城市。我自豪又自卑，觉得处处和人不一样。”他说自己从懂事起心里就特别复杂，父亲特别寡言，除了逼孩子学习，从不交谈，他几乎不说话。受伤的经历固然可怕，受伤之后的状态更可怕。

　　童年的经验与记忆，于作家而言很重要。本书开头楔子里写道“我有过故乡，只不过命运把它们切开了，分别丢在了不同的远方，我远远望着它们，很少说话，十五岁的少年一下子就老了，他的沉默布满了老年斑”。内敛式的写法，使毕氏故事貌似平淡日常，个中每有奇崛。人物在平实中辄见新异。读到《庙》里这段描写——“那里永远是黑咕隆咚，四周黑洞洞的，那种无边的黑，那种飘渺的黑，那种高耸的黑，无风，无雨，亦无声，对一个刚刚建立记忆的孩子来说，这大概不是什么可喜的画面……”我喜欢《水上行路》里，少年毕飞宇流露出的小小得意——“兴化人对教育有一种恋爱般的情感，这一点跟犹太人很像——只有装在脑袋里的财富才是真的财富，凯撒、强盗和洪水都带不走它……兴化人向来是用手走路的，运气好的时候，顺风的时候，你就可以扯起风帆了”，此处引用了两句诗——“天空打满了补丁/天很疼，浑身都是膏药。”画面感十足，好像黑白默片，栩栩如生。有人问毕飞宇“如何成为一个作家？”，他脱口而出——“我最大最可以依赖的，是耐心，水上行路的人都如流水一般有耐心，水从来不急，它们手拉着手，从天的尽头直到另一个尽头。”简简单单，满含哲理。

　　在毕氏小说中，“时间”一词常现，贯穿始终。文学仅靠想象远远不够，文学更重要的，是回望走过的路，找到自己的记忆，而后临摹现实，还原过去。“必须让自己更开阔，内心更柔软”，毕飞宇说。他的作品大都扎根民间大地，阅读感愈加厚重醒目。在这部非虚构作品里，除了少年的伤痕与少年的成长，还有对农业文明逝去的怀念，那种怀念淡淡流淌，深深入心。黑色幽默，也随处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