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常有人对我的名字颇生狐疑：国家宪法(草案)是五四年颁布的，而你是三九年出生的，这是怎么回事？是的，我相识或晓得的几位“宪法”们，他们都是生在五四年。如《人民日报》记者景宪法，我们还曾同行访美，在参观国会时，议员们对一个新闻团有两个“宪法”惊愕不已!

　　小学年代，记忆犹深的是语文代课老师袁步超。当时各班授课老师都是正宗的师专毕业，惟有他来历不明。他是山东人，高高的个子小平头，刚毅的脸上总是带着微笑。他很传奇，代课的微薄收入不足以养家，于是还在小菜场拐角设摊卖“高庄馒头”。由于肯花力气手又巧，他做的馒头结实有弹性，还有点甜滋滋。逢到传统节日，他会将馒头做成寿桃形状，给人以喜庆感，因而一出笼就被抢光。令人惊讶的是，他那做馒头的大手竟能写出精妙文章。有一日他带着一份《新民报》情绪激奋地说：“这两天我们平民区出了桩新鲜事，新建的‘中兴路邮局’开张营业了!我参观了这幢漂亮的大楼很感慨，连夜写了一篇稿子给晚报副刊，现在我给同学们念一念……”

　　这是1954年的事，也是我最早知道这份寻常百姓爱看的报纸，我曾向它的副刊《繁花》投了第一篇小诗。由此我和晚报结缘并相伴至今，袁老师是最初影响我的人!

　　这天正上着语文课，隔壁弄堂传来阵阵锣鼓声，原来是庆贺新宪法的诞生。袁老师一时兴起，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字：左边写个“发”，右边写个“法”，然后他喜形于色地道：“今天是个大喜日子，我要给一位周同学的名字改一个字，请大家用手势表决，是左边的好呢，还是右边的好？”同学们立刻会意，一只只小手齐刷刷指向右边的“法”。哈，从此我的名字由“宪发”变“宪法”了。袁老师呀，您不让我“发”，可此“法”却是一字胜千金啊！

　　正当我们师生关系融洽之时，忽一日教室进来一位金老师，说是代替袁老师的。起先我们以为袁老师病了，但不久就传他有“历史问题”，说他曾在国民党军队里做过事，解放后潜伏在这市井底层，以卖馒头为幌子，暗地里却干着别的勾当，这样的人显然不能为人师表。可是小孩子懂什么“历史问题”呢，袁老师在我们心中的地位丝毫未变。几个同学合计，以后将早点吃大饼改吃高庄馒头，不就给袁老师增添生意了吗？然而事态骤变，馒头未吃几天，袁老师收摊不做了，人也不见了。据一位卖姜葱的老太窃告，袁步超昨夜被捉进提篮桥监狱了！

　　这简直是晴天霹雳。可越是这样，我们的心与袁老师贴得越紧。念师心切，怎么办？“探监去！”一位史同学的提议得到大家的响应，约定翌日一早徒步前往。寒气漫漫的路街上，一支8人的少年探监队伍，犹如朝圣团，虔诚地去朝拜他们心中的“圣人”！我们带了20只烧饼和20只馒头，一位女生还捎了一顶她哥的旧棉帽，说冬天到了，袁老师的头会挨冻。

　　走走问问，寻寻觅觅，终于到了长阳路这座犹太人建造、深褐色建筑高墙下的门口。一位面相和善的监狱民警，以惊异的目光，在一张张童稚乃至灰垢的脸上巡睃，通过它分明能透视一颗颗纯净无邪的心！他稍略思忖，说：“孩子们，探监是有规矩的，根据你们的情况是不可以与犯人接触的，这个要等你们长大了才懂……咋办呢？要么这样吧，我安排你们跟老师远距离照个面，不说话，你们同意吗？”至此，我们已完全理解这位民警的一番好意。须臾，我们怯生生地跟着他进了一间宽敞的接待室，透过铁窗眺望，只见袁老师在远处的廊下微笑着向我们招手示意，我们忍不住放声哭喊了一声“袁老师”，但又立即咽住。我们无法张口对话，但心里谁都明白想说些什么。袁老师的嘴唇在不停地嗫嚅，仿佛在说：“……天这么冷，路这么长，真要感谢同学们来看我哟。你们还不清楚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曾在旧军队里当过文官，为此我甘愿接受改造……还有一件事，就是我给周同学改名字的事，本该给家长说一声的，可我忘了，实在抱歉！” 两月后，当我们再想探望袁老师时，他已被遣送到北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