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弊方能立政

　　康熙文治武略，殚虑图治，创建了清王朝第一个太平盛世。但也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官吏腐败。尤其是晚年，他倾心培养的接班人皇储允礽骄奢，结党营私，使其“昼夜戒慎不宁”。宣布废储后，储皇子争储，党丛屡出，相互攻讦，康熙的精神焦虑及宫廷内乱，致使政务懈弛，吏治陷入混乱，贪污腐败丛生。

　　引爆康熙朝官吏腐败的诱因，是税收短缺，国库空虚。雍正元年，国库储银仅存八百万两，各道府州县连年亏欠。财政亏空的背后，则是自上而下的官吏腐败。

　　雍正在嗣统之前，十分关注民生，“事无巨细，必延访体察”。故而对各地征收地丁钱粮，其征入支出的账目了如指掌。诸如，江西省漕运粮食，应支付修理船舱及拉纤民夫等费用，均被胥吏扣克。自康熙十八年至四十五年，被扣克银已达五十一余万两，粮米六十一万石。雍正的账目要比专司财政的户部还要清楚。

　　雍正常在官场行走，熟谙官吏舞弊。“官未尝显示于民”便是一弊。税赋名目、数量，减免税项因未作公示，而让吏胥得以钻空子作奸。诸如，巧立名目，串票洗钱；另立私册，超额征税；免征税赋，实征归己等等。而各省督抚大员对司库积欠、亏空习以为常，又且各行其是，“下情隔绝而不通，功过不分，劝惩无术”。积欠之弊已成为清朝官吏贪纳成习的潜规则。雍正深痛恶疾官吏腐败，怒斥“官吏因缘作弊蠹国害民”。

　　雍正的治政之道是“除弊方能立政”，除弊须施以重拳。据记载，雍正元年至四年，在全国开展清查亏空，治理官吏腐败。所谓“清查”除弊，用今人之语解读，即是审计反贪。雍正的“除弊立政”颇有章法，自上而下，全面察查；罪罚分明，严惩宽恕相济。

　　雍正对清查积欠钱粮划定一个界限：康熙五十年之前的积欠全部予以蠲免，以体恤民生；之后的赋税必须清查追赔，分年缴征。鉴于钱粮亏空、拖欠之弊由来已久，积习相沿，故而明确清查的重点：一是“查明官吏侵蚀挪移”之弊；二是民欠实征须清晰，将农户已缴纳、积欠的钱粮，以及每年蠲免、应纳之数“张榜出示”，防止州、县官吏重复征收，敲诈侵吞，让百姓得以休生养息。为避免各级官吏暗箱操作，营私舞弊，雍正下谕：告知天下，晓谕朝野，派遣能吏异地清查，于“三年有成之治”。

　　雍正的清查并非流于表面文章，其实施的举措也甚是到位。

　　遣能吏“专责分查”，是其一。建立由内阁大臣、分查大员、协查人员三级钦派清查队伍。各部阁大臣应轮流出京查责。若在分查大臣等不足用或不得力者，可由察查重臣另行保举。察查的重点是省、道、州、府、县，此是将地方负责官吏列为清查对象。这可谓是雍正的创举。

　　江苏省素有鱼米之乡的称誉，但钱粮积欠，亏空最为严重。雍正将该省列为清查重点，派遣亲信近臣吏部侍郎王玑、刑部侍郎彭维新领衔清查总理大臣，江苏巡抚尹继善、御史伊拉齐、布政使赵向奎协助。另从各省抽调能吏任职江苏各州、府、县的分查大员。如浙江杭嘉湖道王溯淮清查松江府；苏松粮道冯景夏进驻常州府；汀漳道朱鸿绪负责镇江府；湖广岳常道温而逊查太仓州。再从内阁六部调四十余名属员分赴各府所属县衙协助清查。浙江总督李卫代替朝廷作统筹协调。清查声势之大，官员阵营之强实属少见。更为注目的，所派遣的总理大臣、分查大员、协查人员很少与江苏省、府、县官员有牵连，有助于秉公处置。江苏督、抚、藩司仅作配合，在清查大臣的制约下作联络之责，有效规避了本省官吏上下勾连，亲疏庇隐的嫌疑。江苏的清查也确实效果著显。据清查大臣彭维新的奏报，江苏钱粮积欠达千余万，“皆由征收之中弊端丛生，向来粮户不载真实姓名，是以官得任意收侵，吏得恣意私蚀”；仅仅官吏自首侵银便有二百四十万两，民户自愿完纳二十六万两。清查将官侵、吏蚀、民欠三项得以明晰清厘。雍正旋即将江苏清查通晓内阁各部院、各省，谕照例督办。由此，清查积欠自江苏而推向全国。

　　自首者宽免治罪，是其二。凡侵吞钱粮之官吏人等，准其自首，且从宽治罪。执迷罔悟者，不行自首或首而不实，将按律科断，严惩不贷。为造社会舆论之压力，雍正特谕清查、惩办均须公示，做到家喻户晓，“俾远乡僻壤咸共知之”，让民众进行社会监督。清查时限自康熙五十年至雍正朝，积累达数十年，其侵占贪纳的官吏不计其数，单就江苏省查出贪官污吏达上千人。湖广总督迈柱也报告，自康熙五十五年到雍正四年，积欠银八万九千余两，其中官吏侵蚀、豪绅包揽者竟达三万余两。百姓欠款不过十分之二，官吏侵蚀却有十分之三。要一应惩处，监狱人满为患，也会引起官场地震，有碍政局稳定。雍正采取贪侵官吏自首，宽免治罪，也是明智之举。但宽免之前提，必须按“带征之限分年交纳”；若自首不实，积欠追赔不到位，则从重从严惩办。

　　罚罪并责，是其三。贪污公款粮谷者，从严治罪。轻则罢官，重则处死，并追补亏空。清查贪污的重点，是主管财政的户部、各省督抚及府、县等官。雍正继位前，便耳闻户部司库亏空。在清查江苏省的同时，即令怡亲王允祥负责清查户部司库。结果查明亏空高达二百五十多万两。允祥曾建议，着户部以办公杂费逐年填补，分十年抵清。雍正批之不可。主管国库之户部堂司官员，“任意侵渔，此时置之不问，令其脱然事外，图法安在？”着令将徇情包庇的户部尚书孙渣齐革职查办，孙渣齐及历任户部尚书连坐以家产赔补，部属各官名下“应追银两，照所派数目作速交纳”，且一年为限，应追立项不足完纳者，“按律治罪”。江苏积欠钱银达一千六百万两之巨。巡抚吴存礼被革职，布政使李世仁解任，查封家产，赔补亏空。山西巡抚苏可济任职十余年，勒索各府州县银四百五十万两，致使山西财政亏空。苏可济被清查，抄没家产处斩。山东知府、直隶知府已离任赴新职，审计清查出钱粮亏空，则按半补赔后才得以履行新职。雍正四年再次重申，“凡遇亏空实系侵欺者，定行正法无赦。总督、巡抚若为属下遮隐，将侵吞说成因公挪用，亦严加处分。”

　　查窝案，按责处置，是其四。省、道、府、县钱粮亏空，总不出侵欺、挪移之弊，而且官吏勾结，窝案居多，经办之吏从中作奸分肥。为此，雍正下令，按责处置不得遗漏“经承库吏、经管仓库之人”。胥吏作弊，“一同监追”。湖北省原布政使张圣弼等侵欺库银亏空案发。经清查，原任总督满丕、巡抚张连登、布政使张圣弼，粮驿道许大定上下勾结、侵蚀欺罔，共亏空库银三十一万余两。按律例，涉案储官被抄没家产填补，革职问罪，首犯张圣弼处斩。内务府官员张鼎鼐、张常住、李朝冒伙同作案，冒领银两达百万余两。内务府系朝廷要害部门，官员竟然奸猾巨蠹，则令处斩以足所儆戒。被处置的窝案还有：江苏巡抚吴存礼、布政使李世仁等，至于府以下官吏获罪者不计其数。

　　雍正“除弊”四年，先后查案达三百八十三件，肃贪成效显著，“各省吏治渐清，以达奖廉惩贪期望”。除弊后，国库储银由八百万两骤增到五千万两。康熙晚年，吏治懈怠，积弊甚多。雍正则拨乱反正，整肃吏治，起到了“以儆效尤”作用。有历史学家评说，“雍正一朝无官不清”，这也许过于夸张，但“除弊方能立政”，不能不说是雍正的一大功绩。

　　《清史明鉴录》（中西书局2014年10月版）是一部研究清史的文化随笔。若将清朝历史作为一面镜子，读史释义的文化价值还在于以古鉴今，以知兴替，洞悉历史的哲理，吸纳历史的智慧，探寻历史的核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