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跟舒国治、李安一起玩。中国台湾的60年代对于艺术家来说是最好的，气息自由。90年代，我选择离开，选择上海，是对这座新型的浪漫城市感兴趣。也是想借此追寻我梦中的江南。李白、袁中道的家乡我都去了。”台湾画家郑在东说。

　　“李安现在出名了。”我说。

　　“出名不重要。李安现在仍然很低调。他在成名前艰苦的奋斗史谁都知道，他太太养着他。关键是要实现自己的理想。”

　　“出名不重要。”这句话，一下子使我打量起郑先生的脸来,并对他的画一下子感起兴趣。他微胖，自信，放松，淡定，笑起来跟李安很像，有一种大男孩般的开心与随意。

　　“舒国治也是在路上的人啊，他的游历那么艰苦，有时还靠朋友接济。”我说。

　　“是的。”郑先生说，“我们都是一样的人，对物质看得很淡。”

　　对物质看得很淡的人，才可能去追求灵魂。

　　从古到今，名利场上的骗子何其多，光鲜的外表下总有那么些不光鲜的东西。但我完全相信郑先生。这只是在我们于南京西路某家酒店的第一次见面。我从来不知道，1997年在上海定居，后来又在汾阳路安家的郑在东先生是全台湾第二有名的大画家；我也不知道在上海，竟有这样一个对上海的日常生活充满喜爱与温情，经常与孙甘露、毛尖、小宝一起喝茶聊天的精彩隐居者。尽管这上海滩著名的三大才子，我欣赏他们的文章，也偶尔在工作场所相遇，但我们日常间没有往来。“我从不与画画的圈子来往。”——微笑着的大画家分明又是一个智者。

　　有缘相见总会有缘相见。我差一点就放弃这个酒会了,因为本来想去看场电影。对于俗人俗事没有了一切好奇心，要满足审美当然就去看电影了。郑先生带给我的惊喜怎不使我要深深感激执意邀我的帅哥朋友。我与他，这也是一种善缘。

　　郑先生画展的主题叫做：绚烂的孤寂。11月在上海某馆举行。太好的主题！艺术创造当然需要孤寂，甚至极度的孤寂。极度的孤寂就是极度的自由，万籁俱寂，心无杂念，灵感喷涌，挥笔成景，此即为绚烂。——这是孤寂所能产生的正能量。孤寂与极度的孤寂，肯定同样也会产生负能量，就像一枚分币的两面。那么，那个负能量又是什么呢？与绚烂相对应的那个词又是什么呢？我想，大概就是——毁灭。对于没有心灵的人来说，静寂时分，欲望奔腾，而欲望就是魔鬼。它会毁灭掉正常的人性。所以有天使就有魔鬼，如同狗屎的前面必有鲜花。我突然理解郑先生脸上那阳光般笑脸的源泉，——它来自正能量。饭桌一圈全是郑先生的朋友，有男有女，有说有笑。呵呵，郑先生又哪里孤寂了！男男女女吵着要到郑先生汾阳路的家里去，据说那里“持螯把酒”，原汁原味的家具、典雅出奇的品位、禅意十足的画室，每天都洋溢着浪漫。他们喜欢郑先生的人，就喜欢了他的画。不说画，他们可以喝普洱茶，跟郑先生谈谈李白的诗，这是我好向往的真正的风雅。但，已经夜晚九点了，女儿还在家等着我。其实，去不去大画家的家也无所谓。有高人说：山爬到三分之二，不爬也可以了，山顶的风景可以用想象去完成。是的，再好的风景也抵不过想象的风景。也许用我半生的积蓄，都买不起郑先生的一幅画，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不妨碍我欣赏他漂亮的画册，也不妨碍我若有时间就去看看他的画展。或许哪一天兴致上来，我还会把他画册上的某幅画PS下来，配个镜框，挂在墙上，臭美一番。我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掉身价，想必若是让郑先生看到了，他会哈哈一笑，批评我PS得不够精确。

　　我不在美术圈，大概不会有机会再与他往来。但也难说，哪一天，我到汾阳路《上海艺术家》杂志，去看我喜欢的晓雁，美丽能干的女编辑，我大学时代同班男同学陈小云的太太，也许，我会在路上巧遇他。那时，我会对着迎面而来的他，打一声招呼：“嘿，郑先生，你好！”如果那天我心情不佳，因为偷懒，脸上连粉底也没有搽，那么我肯定就是悄悄溜过去，只当没有看到他。

　　这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较之继承中国山水的传统技巧，他更追求古人自由坦荡、回归自然的灵魂。

　　“郑先生，你的绿色真是漂亮！”

　　他开怀一笑：“印刷品与原作还是差了很多，你来看我的画展。”

　　是的，认识一个画家最好的地方，不是他的家，不是酒店，不是在路上，而是——在画展。就像在梵高的画展我们认识了梵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