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王丹凤老师90岁高寿了。上海影协原打算为她热热闹闹地庆贺一下，但拟定的活动方案全被她和她的先生柳和清婉言谢绝了。影协的同志找我商量，我熟悉他们行事低调的风格，专门给柳先生打了电话，请求上门拜访。两位老人欣然接受了我们的请求。

　　低调生活

　　对这次“家访”，丹凤老师挺重视的，头天晚上，突然下雨了，丹凤老师特地给我来了电话，问我还去不去，什么时候去，几点钟到，哪些人去？并再三关照啥也不要带，图的就是老朋友见见面，亲切的话语中流露出老人期待孩子看望的兴奋和喜悦。放下电话，我心里涌动的是敬重和爱戴，我敬重她的朴实和低调，敬重她对名利的淡泊。在我的记忆中，丹凤老师退休后就不再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过着平静低调的寻常生活。上世纪90年代初她随夫君柳和清先生去了香港，柳先生“80岁学吹鼓手”，开办功德林素菜馆，她则凭借自己的特定身份和人脉关系，在电影界为香港回归默默地做了许多有意义、有价值的事。很长时间，各种媒介上几乎看不到有关她的片言只语，各种电影界的重大活动上也难觅她的足迹踪影，她远离了大家的视线，退得很利索很干净。她喜欢宅，不喜欢“显山露水”；她喜欢静，不喜欢“惊动别人”。她不接受采访，也不写回忆录，就连文联打算将她列入丛书“艺术家谈艺录”的请求，也被她笑嘻嘻地谢绝了。她说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现在和将来属于年轻人，自己应该安安稳稳过自己喜欢的生活。其实，作为从影半个多世纪的老艺术家，作为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著名演员，她的艺术生涯、人生历程、人品艺德，有很多亮点值得开掘弘扬。然而，老人不愿意去碰触被封存的历史，我想除了淡泊，或许还有什么。

　　丹凤老师的家里装饰陈设十分简朴，完完全全一个普通的上海人家，这一切又印证了这对影坛伉俪的生活基准——低调简单。他们享受着这种恬静安逸的生活，沉浸于这种和谐温馨的氛围。他们相敬如宾，从1951年携手步入婚姻殿堂，至今已经栉风沐雨送走了60多个春秋，依然相亲相爱，柳先生直言不讳：“演艺圈像我们这样没有一丁点绯闻传说的夫妻，极少。”柳和清老师的坦荡热情溢于言表，一个富家少爷，一位影坛明星，能“出污泥而不染”，少见！

　　丹凤老师尽管腰部有疾，行动不便，但依然硬撑着接待我们，一见面就攥着我们的手，嘘长问短，那种热忱和真情，真像长者见到久别的小辈一样。虽然岁月无情地改变了她的容颜，但她的笑依然甜美。她爱笑，从见面到告别，笑容没从她脸上褪去，她挂在嘴边的是“你好吗？”“你们怎么样？”那双明亮的眼睛中注满了关爱和呵护。她不停地招呼我们饮茶喝水，执意和我们一起分享生日蛋糕。我们为她点上了蜡烛，她双手合十，双目微闭，在“生日快乐”的祝福声中许了愿，摇曳的烛光映红了她的脸，点燃了灿烂的笑容。

　　宽厚待人

　　丹凤老师是大明星，是全国政协委员，但生活中，她是位心地善良、秉性温柔的普通女性，从不摆架子、不讲派头，说话轻声慢语，做事礼让三分。1995年，我去香港参加电影节，她邀请我去功德林做客。谁知那天，她临时要去新华社参加紧急会议。按说在电话里打声招呼即可，可丹凤老师除了电话里再三致歉外，依然七拐八转赶来，当面说了好几声“对不起”，那种真诚宽厚让我感动。

　　柳和清老师也是一位襟怀坦白、心胸宽广的好人。从小浸淫在电影圈的他，谈电影如数家珍，旮旮旯旯，无所不晓，话语中充满了对自己父辈的敬仰和尊重。尤其是讲到当年他父亲柳中亮先生创立的大同电影公司一年能拍十部电影时，他的脸上划过一丝骄傲。他笑着说，当老板心地要宽，手脚要大，要学会把能人聚拢在自己身边，当电影公司老板更要善于和编剧、导演、明星交朋友，不能为艺术而艺术，也不能居高临下，颐指气使，要真心地深入到他们的生活中去，和他们一起上酒楼进茶馆到书场去戏院，掏腰包买单，彼此间不分上下主次，知根知底以诚相待，合作就非常默契和愉快。柳先生出身资产阶级，经历难免坎坷，但回首往事他不是怨声载道，而是幽默风趣，一笑了之。他说，“文革”中市委书记陈丕显在文化广场被批斗，他居然扮演“陪斗”的角色，这种“待遇”够高的了，别人想要也要不到。很多年，他被套上“资产阶级”的帽子，不能“乱说乱动”。他心中纳闷，自己没有当过一天老板，上影一成立他就加盟其中，还当过宣传科长，创办了《上影画报》，怎么是“资产阶级”呢？上世纪90年代，他去香港开了菜馆，才真的当了回资本家，感觉倒是不错的，靠着父亲留传的那些宽待下属的做派也赚了钞票。柳先生的豁达和宽厚得益于父亲的言传身教，得益于家风的濡染熏陶。

　　行善积德

　　两位老人的一生，有苦难也有荣耀，有辛酸也有快乐，其中最能引以为傲的是1985年。他们应里根总统的热忱相邀，专程赴美，在白宫参加总统就职仪式，这在中国绝无仅有。提起这段经历，两位老人依然难抑喜悦之情。柳先生说，刚接到这份邀请时感到茫然蹊跷，里根虽说是演员，但和他们夫妇没任何交往和联系，怎么在偌大的中国就邀请他们呢？他们心存疑窦。然而，接下来的一切彻底打消了他们的顾虑，外事部门很快给他们办理了手续，去北京美国大使馆办理签证时，大使亲自出马将他们作为总统的客人而开了绿灯。这次美国之行，让他们开了眼界，更让他们收获了时空无法侵蚀的那段友情。原来操办这件事的是柳先生当年在东吴大学读书时的一位同学。这位同学因家庭突发变故经济拮据而准备辍学。柳先生将这事告诉了父亲，父亲在得知这位同学学习刻苦、成绩优良后，慨然允诺这位同学的学费由他全额承担，助其完成学业。时隔三十多年，这位同学为了报答“滴水之恩”，曾专门登门致谢，执意要给恩人回馈一笔美金。柳先生义无反顾地拒绝了。这种行善不图回报的品行，更激起这位同学的景仰，于是，当她的丈夫成为里根总统竞选班子一员并取得成功后，他们将一份无数达官显贵觊觎的荣誉给了远在上海的柳先生夫妇。我想，倘若细细挖掘，这段经历可以构成一部电影的桥段，能释放出亘古不变的正能量。

　　和柳先生交谈，既能了解上海电影的枝枝节节，也能学到许多做人的道理，还能体会到“少年夫妻老来伴”的真情。告别两位老人后，我眼前依然闪现着那幅充满温馨的画面；那烛光映照的熟悉的脸，以及烛光般燃烧的热情。耳边骤然响起“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的歌声，我的思绪随着歌声去追逐那逝去的美好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