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以实之 施巧计夺取大同镇

　　解放战争时期，施平奉命担任南通县委书记兼县警卫团政委，领导南通人民群众开展土地改革和反击敌人的斗争。是年，华中野战军在粟裕司令员指挥下取得七战七捷的胜利后，实行大踏步地向北撤退的战略方针，南通从此面临着独立坚持对敌斗争的严峻局面。国民党部队近千人向南通扑来，叫嚣要把靠近南京的南通地区革命力量全部肃清，建立所谓的“清剿模范县”。这时，南通地区虽处于敌强我弱的形势，但县级党政军领导机关始终坚持在南通县境内，使敌人的清剿阴谋无法得逞。

　　1947年间，国民党部队在南通县大同镇一带投入重兵，既有大量的“土顽”还乡团，又有大量的“洋顽”即正规军，人多势众，加之武器装备精良，对南通地区革命力量造成巨大的威胁。

　　然而，施平和同志们巧妙地与敌人周旋，伺机消灭敌人。一天下午大约4点钟左右，有个农民紧急跑来报告，大同镇和兵房据点的“洋顽”已经撤走，只剩下“土顽”了。这是一个非常及时的重要情报。施平认为，“洋顽”驻扎大同、兵房据点，控制海滨地带，以此为依托，切断我南北交通线，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为何“洋顽”突然撤走了呢？显然是形势有所变化（后来知道，是国民党山东战局吃紧，才把南通“洋顽”抽往补充）。现“洋顽”撤走，“土顽”必然陷于恐慌之中，若趁机攻击，就有可能赶走“土顽”夺取据点。兵房与大同比较，兵房“土顽”甚少，可先取兵房，后拿下大同。若取得胜利，对改变南通形势将起重大作用，并可增强部队和群众的士气。施平越想越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就和参谋长商量，他完全同意。关于如何进攻，他们考虑到兵力不足（一个连只有一百多人），无重武器，强攻不行，只有智取，即利用“土顽”的恐慌心理，采取“虚以实之”的策略。更兼最近一段时期，县警卫团始终未露面，敌人会以为我北撤而去。若警卫团突然在白天直扑据点，“土顽”可能以为解放大军从天而降，纷纷闻声逃窜。再加此时垦区玉米秆还稀疏地留在田里，可作半青纱帐之用。我军民分路包抄，在大声喊杀中扑向敌人据点，据点里看不清我们有多少部队，更可给敌人造成错觉。于是，施平和参谋长各带一半兵力，加上在海边“打埋伏”跟着部队回来的一些干部、群众，还动员了附近一些群众，声势已相当大了。当部队正准备出动时，有群众跑来报告：兵房的“土顽”已撤往大同镇去了。施平认为，这个情况更有利，兵房“土顽”仓皇撤逃大同，必然增加大同“土顽”的恐慌，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施平和参谋长立即带队出发，一路从东北，一路从西北，两路包抄而上。在离大同据点约一里路的时候，就响起一片喊杀声：“缴枪不杀！”“抓活的！”施平和参谋长都跑在最前头，碉堡里的敌人向他们放了几枪，就没有声音了。施平率警卫团首先冲进北部前哨防线，“土顽”已经逃走，只看到有些箱子、包裹之类落在地上，可见敌人逃跑时之仓皇狼狈。施平率警卫团冲到河边码头，还能看到敌人南逃的船影。战士们搜查了所有房屋，搜到一些日用物品、衣服、箱笼等，还查获三十余斤赤砂糖。在根据地里，好久没有见过糖了，除了给战士、干部一人喝一碗糖开水外，其余缴获的战利品，全部分给随之进镇的乡村干部，由他们分发给老百姓。这一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处在困境中的南通军民。

　　“洋顽”、“土顽”住在大同镇时，常在拂晓前下乡逐家逐户地搜查我干部、民兵、土改积极分子等，他们叫做实行“梳篦政策”。不少干部、民兵、积极分子被捕、被杀，或强迫“自首”。施平和同志们决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第二天拂晓前，去“梳篦”还乡团成员、伪乡保甲长、乡自卫队队长以及其他走狗爪牙。镇东南的恒星乡，还乡团势力最大，武装齐全，最为疯狂。这个乡的地主武装还乡团，有一次夜袭驻恒星乡的区游击小队，抓去七人，被残酷地活埋在水坝下。这个乡的“土顽”自卫队，还经常杀害我过路干部。施平带领战士们镇压了那个罪大恶极的乡自卫队队长。还乡团地主、顽乡长已逃往三余镇，对保甲长及一般人员进行教育，不予逮捕。这个行动极大地震撼了敌人，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

　　坚持真理

　　保护蔡教授的科研成果

　　新中国建立之初，施平先担任苏北区党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兼青委书记，后在上海担任华东局青年团委副书记、代书记等职。1953年，中央成立全国扫盲委员会，命施平到北京担任全国扫盲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然而当施平由上海到达北京时，有关部门改变决定说：毛泽东同志指示团中央要送20名干部加强大学工作，施平去北京农业大学（现为中国农业大学）主持党政工作。

　　北京农业大学历史悠久，是中央直接领导的重点大学，其任务除了要培养高水平的农业科学、技术人才外，还要带动全国各高等农业院校的教学科研工作。

　　施平到校后，教师中进行的思想改造运动已经结束，但也遗留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党群关系紧张，把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混在一起。农业科学的基础是生物学，生物学的基础是生物遗传学。遗传是否有“基因”，是个学术问题。但是，苏联对于创立“基因”学说的孟德尔—摩尔根学派持完全否定的态度，称之为“伪科学”，武断地宣布该学派是唯心的、反动的，而只有否定“基因”存在的苏联米丘林—李森科学派，才是真正的生物科学，是唯物主义的。新中国建立之初，苏联的这种说法也搬到中国。施平感到迫切地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当时有这样一件事对施平触动很大，小麦育种与栽培学专家蔡旭教授已经培育出的小麦新品种可以防止华北地区流行的小麦锈病，又可以增产，但学校和上级个别领导人却拘于苏联的说法，说蔡旭培育出的小麦品种是“唯心主义的”，不准推广，不准农民参观，也不准陈列展览。蔡旭出于无奈，只得说拥护米丘林—李森科学派。然而，这反而给他加了一顶更加危险的帽子——披着米丘林的外衣反对米丘林。蔡旭教授被批得痛哭流涕，广大教师对蔡旭的处境虽表示同情，但也难以给他解围。当时，北京农大教务长、全国著名植物病理学家沈其益教授向施平诉说当下困境时，泪流满面，请施平尽快解决，否则学校很难办下去。施平认为：唯心唯物要由实践来检验，蔡旭的小麦品种既能抗锈又能增产，不但在试验田中得到证明，而且农民已经种了并收到较好的效果，那就是科学，不是“伪科学”。后来，施平将北京农大关于小麦新品种的争论情况向农业部领导汇报，并征得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同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认真处理，对直接与此事有关的党员进行了说服教育。不久，学校就任命蔡旭为农学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