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宫”佳人的传奇人生
1927年第一批进入复旦的女生中,有一位名叫严幼韵的闺秀,长得十分漂亮。在“东宫”建造前,她总是坐自家的轿车从位于静安寺的家中来校上课。轿车配有司机,车牌号是八十四号。一些男生就将英语Eighty Four念成沪语的“爱的花”。严幼韵的父亲在南京路上开着“老九章绸布庄”,绸布庄各种衣料随她挑,因此她每天更换的服装总是最时髦的,令人眼花缭乱。“爱的花”这一外号于是越来越响亮,以至于后来很多人只知道“爱的花”,反而忘记了她的真名。
严幼韵当时在整个上海都十分有名。她常常在各种舞会上出现,以其风姿倾倒众人。后来,她嫁给了外交官杨光泩。1941年珍珠港事变爆发后,日军攻占马尼拉,时任马尼拉总领事的杨光泩和七名外交官惨遭杀害。面对命运骤变,严幼韵这位几乎没有吃过苦的上海滩名媛却镇定地承受着一切,含辛茹苦地带领外交官家属的大家庭顽强地生活下来——她不仅带领她们在马尼拉的院子里养起了鸡和猪,还学会自己做酱油、肥皂。抗战胜利后,她到联合国担任礼宾司官员,后来嫁给著名外交官顾维钧。现年110周岁与复旦同龄的严幼韵,仍然健康快乐地在纽约生活着。
与严幼韵一同进入复旦的女生中,还有一位名叫陈瑛的中文系学生,也许很多人对她的笔名“沉樱”更为熟悉。陈瑛1927年从上海大学中文系转入复旦中文系,1928年在陈望道主编的《大江》月刊上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回家》,受到茅盾称许,从此步入文坛。
1931年,陈瑛与当时任教于北大的梁宗岱结识,两人相爱,几年后结为伉俪。1944年,身在重庆的陈瑛听闻丈夫移情别恋的消息,带着与梁宗岱所生的三个孩子黯然离去。其后,陈瑛到了台湾,在斗焕坪,她教书、翻译,仍一直以“梁太太”自居,署名仍写“梁陈瑛”。两人在上世纪50年代时恢复通信联系。此后沉樱筹划着将梁宗岱的书稿出版,其中甚至包括梁写给新欢甘少苏的词集《芦笛风》。但1982年,重病卧床的梁宗岱希望能见陈瑛最后一面时,犹豫过后的陈却决定坚守曾经许下的“永生不再相见”的诺言,未与梁见面。两人几十年的爱恨纠葛成为了一个难以为外人参透的谜。
我国著名的话剧艺术家、戏剧理论家凤子也是从“东宫”中走出的女士。凤子原名封季壬,193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她在大学时就表现出了很高的表演天分。中文系出身的她文学功底深,英文功底好,常常担负翻译剧本工作。复旦剧社的创始人洪深教授觉得她有当演员的天才,便引导她参加话剧演出。她成为国内第一位演《雷雨》中四凤一角的演员。凤子毕业后到日本留学,在戏剧《日出》中扮演女主角,公演后去拜访郭沫若。郭沫若和妻子安娜杀鸡买鲂热情款待,并在玉版笺上题了一首七绝赠送给她:“海上争传火凤声,樱花树下啭春莺。归时为向人邦道,旧日鲂鱼尾尚赪。”凤子后来回上海主编纯文艺杂志《人世间》,得到了郭沫若、茅盾、沈从文、胡风等许多作家的支持。
凤子的丈夫沙博理是个中国籍美国专家。他定居中国五十年,入了中国籍,当选全国政协委员。“文化大革命”当中,因为江青,凤子曾有四年时间受到审查。沙博理始终对她不离不弃。
另一位学者毛彦文女士,曾经担任“东宫”的女生指导,与复旦女生“相处融洽,亦师亦友,几年下来,相安无事”。毛彦文青年时代的惊人之举,是出演了一场轰动江山的逃婚事件。这件事让她成为“近代中国婚姻史上少数敢于挺身冲撞传统婚姻藩篱的一名时代女性”。毛彦文最真诚、最热烈、最持久、最痴迷的追求者是吴宓。他为毛彦文代取了“海伦”的名字,为“海伦”写了大量的情诗。直至上世纪60年代,吴宓还请人画了一张毛彦文的肖像悬于壁上自赏。这份单恋最终无果——毛彦文下嫁给父执辈的熊希龄,两人的忘年恋缔造了一段传奇。
在自传《往事》中,毛彦文回忆了熊希龄追求自己的经过。那时,毛彦文受聘于复旦大学、暨南大学,“每周一三五三天在暨南,余时在复旦”。熊希龄内侄女朱曦本是毛彦文就读湖郡女校时的同学、知己。毛彦文在北京女高师读书时,常随朱家姐妹到熊府玩耍。熊希龄一直对其关怀备至。1934年,熊希龄到沪,住在侄女朱曦家。
出于礼貌,毛彦文应朱曦之约去看望长辈熊希龄。紧接着,朱曦持续前往复旦找毛彦文聊天叙旧,最后亮出代姑父求婚一事。毛彦文坚拒。次日,熊希龄亲赴复旦约见毛彦文。同时,熊氏加大攻势,几乎每天给毛写信或填词寄赠。之后,熊希龄的长女熊芷怀五六个月的身孕,从京抵沪,代父求婚。在这重重包围下,两个月后毛彦文终于首肯。1935年2月9日,33岁的毛彦文与66岁的熊希龄举行了婚礼。
熊希龄生平致力于慈善事业,他去世后,毛彦文继承乃夫遗志,继任香山慈幼院院长,长年在桂林、柳州、芷江等地拓展慈善事业,造福良多。1961年毛彦文赴台后自动放弃美国绿卡,在台重执教鞭,生活低调。1999年10月3日,繁华阅尽后的毛彦文溘然去世,享年一百零二岁。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当年的“东宫”早已毁于日寇的炮火,而“东宫”中那些年轻的身影也逐渐没入历史的尘埃。但,见证这一切的复旦依然存在,带着那个时代的情怀与记忆,并将继续留存下去。
摘自《世纪》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