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影片《51号兵站》是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1960年拍摄的电影，首映于1961年国庆节，是建国12周年的献礼片，曾风靡一时。2007年，中央电视台根据故事情节，拍摄成26集电视连续剧《51号兵站》播出。剧中“小老大”在日军的魔掌下为新四军运输军需物资的故事家喻户晓。多年来，“小老大”的原型究竟是谁？新四军吴淞物资采办组的原址究竟在哪儿？一直是人们想解开的一个“谜”。

　　据笔者分析，影片和电视连续剧中的“小老大”，表现的都是艺术形象，是综合诸多个体塑造出来的。“小老大”的原型，应该是1960年《51号兵站》电影文学剧本编剧之一的张渭清同志。当年他曾是新四军一师后勤部的军需科科长，是奉粟裕司令之命来上海开展兵站工作的，吴淞曾经是他战斗的地方。剧中的不少情节都是他本人亲身经历过的。这一点，从1961年《51号兵站》电影上映后，当时主持国防科委工作的张爱萍将军在接见主创人员时进一步得到了证实。

　　新四军兵工生产的起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加强在中国占领区的殖民统治，疯狂地进行经济掠夺；另一方面加紧对我新四军根据地的封锁，集中日伪军兵力，反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蒋介石政府停止了对新四军的一切武器和物资供应。

　　在大江南北敌后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新四军，面临着极端艰苦的生活条件，军需物资尤为缺乏。要扭转这种局面，唯一的出路就是自力更生，搞好军工生产，来装备自己。于是，新四军一师军工部在苏中启东县海复镇正式成立。新四军陆续派出采购人员进驻上海，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支持和上海人民的紧密配合下，同日伪、国民党军展开机智斗争，冲破了敌人的严密封锁和防线，把军需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新四军根据地。

　　据当年担任新四军一师军需科科长、离休前任东海舰队后勤部副部长的张渭清同志生前回忆：1941年8月的一天，他到新四军一师司令部报到，一进门就见到了粟裕师长。粟裕和蔼地询问了他的基本情况。当张渭清回答说他从小长在上海，在上海参加过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工作时，粟裕高兴地笑着对他说：“好啊！我们一师正需要你这样熟悉上海的同志。”

　　没过多久，粟裕把张渭清找了去。他仔细询问上海的情况，包括商品供应情况，然后说：“眼下就要进入秋凉季节，再过两个月就要进入隆冬，但部队过冬的棉衣尚未落实。新四军当地的群众本就很困难，除了设法为部队解决棉花外，无法解决做棉衣所需的大量棉布。现在师部想派你去上海摸摸棉布的行情。能搞到最好，搞不到就回来。”张渭清向粟裕汇报：“今年3月，军部派叶进明去上海采购军需品，他当时担任叶进明的交通员，一起到过上海，在那儿结识过一、二家经营棉布的商号，到上海后再想想办法。”粟裕还特别关照张渭清：“上海的情况千变万化，你要买的棉布数量大，稍有纰漏，就会引起敌人的注意，一定要小心！”十月的一天，张渭清来到上海。他头戴礼帽，身穿长衫，一派商人模样。先到位于莱市街的一家棉布商号，这里的掌柜是常州掮客。他打量一番后凑近对张渭清说：“东洋人管制得很严，且要价很高。”后来，张渭清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地方爱国人士帮助下，打通海关“关节”，避开日寇的查禁，由海关放行运到了新四军根据地，完成棉布的采办任务。

　　1942年春节刚过，粟裕命令张渭清到师部接受新的任务，采购部队紧缺的西药、医疗器材和通讯器材，地点仍是上海。这次派两位同志和张渭清同去执行任务。为了顺利开展好工作，粟裕要求将张渭清的组织关系，通过苏中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同志转给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张渭清一行到沪后，张启龙住在他原工作过的华洋药房，张渭清住在北京路630号，通讯参谋在旅店落脚。按指示，接头地点在汉口路同安大楼的惠仁药房内。在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全力配合下，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1943年初，师部委派张渭清再到上海，采购一批五金材料和工具，包括各种机床20多台、无缝钢管450多米（做迫击炮炮身用）；同时，买回许多中外技术书籍、化学器皿、计量仪器等大量做实验用的设备。张渭清不仅冒着巨大风险采购到大批物资，还先后在上海通过地下党组织动员了120多位技术人员和工人老师傅，投奔到苏中新四军军工部去工作，大大地增强了新四军军工生产的技术力量，为形成一定规模的军工生产提供了保证。

　　隐蔽在吴淞镇宝丰渔行内的新四军物资采办组

　　1943年秋，日本侵略军全面占领了上海的租界。日伪军在水陆交通要道、车站码头设置了许多哨所和关卡，加强了对来往行人和运输车船的检查，特别是对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需要的物资，采取了更严格的检查和封锁措施，使上海到各抗日根据地的物资运输很困难。

　　要完成好繁重的军需物资采办任务，需要在上海设立一个隐蔽在公开合法团体中的采购联络点。据张渭清回忆，他是通过苏北青龙港洪帮“老头子”潘海鹏的介绍，以商人身份，来到设在紧靠黄浦江边的吴淞镇同江路24号宝丰渔行，与渔行老板蒋永清取得联系的。蒋永清看到张渭清的生意大，人又机警灵活，善于打交道，而且有“老头子”的介绍，不敢怠慢，就让他在渔行里当了“小老板”（代理人）。从此，新四军一师兼苏中军区上海地下物资采办组的秘密联络点，便在吴淞镇上的宝丰渔行隐蔽了下来。

　　有了联络点，还需解决物资采办和运送问题。张渭清到吴淞不久，就与中共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系统的地下党员陈金生建立了联系。陈金生当时是吴淞协泰米店的老板，当过船民，在船民中有威信；与吴淞口的水上警察、日本翻译、海关工作人员等各层次的人都有交往。陈金生家住吴淞镇外马路，紧靠黄浦江边，对于来往的船只也便于接应。张渭清决定利用陈金生的各种关系，开辟“海上”运输线。他亲自负责打通船只进出吴淞口这一关，然后再由驻崇明、鸭窝沙等地海防大队中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和抗日爱国人士接应。

　　同时，张渭清假装是走私贩子，贿赂了日本“电讯株式会社”的朝鲜籍驾驶员，搞到了敌伪海军部的给养证和汪伪海防团的哨船。他利用给养证和哨船做起了买卖“生意”，将苏北的黄花鱼、食油、小麦、玉米等运到吴淞镇卖掉，再由陈金生等同志到上海市区组织采购草绿布、白报纸、印钞纸、车床、生铁等军需物资，打着“和平军”的旗子一船一船地运走。张渭清每次同陈金生联系时，都是身穿黄色制服，头戴日本军帽，佩挂刺刀，以“和平军”的身份作掩护，闯过海关、水上警察、日本翻译等多道关口，将紧缺的军需物资运送到新四军根据地。

　　1945年5月，张渭清接到粟裕的命令：为山东鲁南军区代运一批军用设备，有电台、蓄电池、X光机、西药等大小物资共100多件；为支援我华中抗日根据地苏中地区的反“清乡”斗争，将已在上海购好并经江南造船厂地下党员协助加工好的迫击炮筒和炮座，以及车床、西药、五金器材、蓄电池、道林纸等10多吨物资，速运苏北。粟裕要求他们在最短时间内，克服一切困难，从“虎口”中把这些物资抢运出来，夺取胜利。任务艰巨，情况紧急。当时吴淞口情况又起了新变化，原先与张渭清他们打过交道的日军宪兵队长宫崎和翻译官已调走，对新调来的宪兵队长一时还摸不透。现在的一批禁运物资数量大，目标明显，且对吴淞口封锁程度又心中无数。于是，张渭清召集了吴明义、郭熙伟、王义兴，还有从鲁南军区派来的代表张洪书、施文珏等商量研究。大家最后决定去找伪海防大队的中队长朱才福。朱才福是张渭清的关系人，答应帮忙。他们商定，利用朱才福结婚的机会，让张渭清在婚宴上和这些伪海军头头见面，朱才福从中拉拉关系，争取帮助。

　　于是，张渭清化名“陈永福”，在朱才福的婚宴上结识了伪海军司令龚锦钦、伪海防大队长胡老九、顾伯祥等人。随后，张渭清又在上海国际饭店请客，并在席间分别送上一份厚礼。当客人们喝酒闲聊时，张渭清故意唉声叹息，谈起目前做“生意”的苦，说吴淞口检查得太紧了，有一批货运不出去。龚锦钦听到这里，当即交代一位副官说：“陈先生有货要运出去，你以司令部的名义出一张证明，就说是海防大队用的，运到横沙。”胡老九也马上对朱才福说：“你把停在横沙岛的那条大哨船调回来，为陈先生拖运东西，进出吴淞口可以不受检查。”从此，这条“地下”补给线，源源不断地向我们苏中新四军根据地运送棉布、纸张、药品、生铁、钢管等大量军需物资，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究竟谁是“小老大”的原型？

　　“小老大”的原型究竟是谁？电影《51号兵站》中梁洪（“小老大”）的扮演者梁波罗曾撰文回忆说，“小老大”这位传奇式的英雄人物的原型，应是电影《51号兵站》的编剧、当年担任新四军一师军需科科长的张渭清。

　　1943年4月份，正值鱼汛，吴淞来了位张先生，他开船来到吴淞码头，便向人打听宝丰渔行。当年宝丰渔行名气响当当，张先生见到老板蒋永清后说：“我带了4条船到你行里来做生意。”蒋永清事后对我说，这个人看上去不像渔民，满斯文的。“胡老九”是吴淞伪海防大队的上校大队长，抗日战争时期他和“小老大”张渭清一起合作，为新四军根据地运送军用物资。开始，两人只是谈些生意经，时间长了便成了好朋友。“小老大”常向“胡老九”宣传国家民族的前途，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击日寇的事迹和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胡老九”被深深打动了。不久，他们便合伙做起了“南北生意”。那一船船军用物资都是在“胡老九”和他的部下教官史永芳、军需官徐义德、中队长朱福才等的安排和掩护下，悄悄地驶出吴淞口，运送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的。这在当年是要冒多大的风险啊！

　　1980年，张渭清、方意清夫妇前往北京，受到时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的张爱萍将军（后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的热情接待，再忆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共叙革命战斗的友情。

　　张渭清生前多次感慨地说：“我们从日寇、国民党军严密封锁的上海，组织运送到新四军根据地的军用物资累计达133船。这里面凝聚着多少中共地下党员和爱国进步人士的心血。他们都是无名的英雄，历史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