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弧》是一部清人笔记稿本，今存六卷，所记大多是发生在作者身边的真人真事或道听途说的奇闻轶事，对于了解清代末期的社会生活状况及风土人情，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作者丁柔克，1840年生，琴棋书画，医卜星相，无不涉猎。贾洪诏称他“无书不读、壮志有奇气”。但丁早年颠沛流离，抑郁不得志，后来仅仅在湖北做过几次小官。反倒是这本有点奇奇怪怪的小书让他青史留名了。

　　《柳弧》的最大特点是“杂”。它涉及风俗、狱案、地理、轶闻、医药、历史，几乎无所不包。它涉及地方风俗的有如“云南特产、祈雨的方法、贵州苗族的生活习惯”；涉及健康防治的，有“出水痘、治眼病、每个月份忌食的食物”；涉及当时科学观念的有“制玻璃，机器，避蛀法”等等，不一而足。

　　当然，谈仙说道的篇章是那个年代免不了的，比如有一篇说到了：云南地区的鹤类，之所以高贵、神妙，是因为“本胎生阳鸟，而游于阴，而金气乘火金以自养，金属九，火属七，故鹤七年一小变，九或十六年一大变，百六十年变止，千六百年形定……大喉以吐故，修颈以纳新，寿不可量。”这段文字鲜明地折射出清人对“数理反映万物”概念的重视，却也不可避免地徘徊于自然科学和怪力乱神的思维模式之间。

　　“笔记”，乃中国古代记录史学的一种文体，意为随笔记录之言，大致可归于野史类，亦可称作笔谈、札记。它最早起始于魏晋，可能是审美和世界观所致，以鬼神仙怪类为多，又经唐宋时期考据辨证方面的充实发展，于明清期间达到鼎盛。正式把“笔记”用于书名的始于北宋年间、著有《笔记》三卷的宋祁，而巅峰自然是我们熟知的沈括的《梦溪笔谈》了。

　　笔者觉得，战国《吕氏春秋》里似乎就有一点笔记的“苗头”出现了，它的二十余万字就在尊崇道家的同时，融合儒、墨、法、兵众家长处，是以杂见长的典范，诸如我们今天所说的农业知识、养生健体都已经被拉扯进来了。而所谓“杂家”的另外一个标杆《淮南子》在阐明哲理时，旁涉了各类奇物异类、神话传说，在很大程度上也证明了中国人很早就开始对“杂”类文章抱有特殊的兴趣。

　　但严格地说，从涉及手工业生产和民情风俗等方面材料判断，明朝的《菽园杂记》才是与《柳弧》比较接近的一本，如其中提到了勘察矿苗和提炼银、铜的方法，或者制青花、龙泉瓷、造衢州纸的细节，皆具体而细致，科学钻研精神与《柳弧》挺接近。

　　有人讨论过，古人为何喜欢撰写笔记？总结下来，该体裁独具的魅力大约是：不刻意、不随便——即闲谈性质私密，却也可以严谨公开，到了宋代后特别与士大夫交遴名贤、清谈忘忧的心境很吻合。可是，也有当今学者对此兴味寡淡，讥讽道说宋人笔记是“垃圾箱式”的著作——无所不装，固亦无所不有，既有破布碎纸，也不乏珠玑珍宝。我觉得，即便笔记顶多是一种“文化谈资”，虽不能登学术之大雅，难以与欧洲的培根、丢勒或莱布尼茨等人高深通达的“Uomo Universale”（可译作“全能”）媲美，但它所反映的、充沛的生活乐趣，在传媒渠道有限、资源沟通乏力的中国古代社会已经殊为可贵。

　　从《柳弧》几篇的年代跨度看，作者丁柔克在初步完稿后，不断地继续增补，可见是一个渐进的、充满乐趣的过程，也体现了他在笔记这一体裁上的用心专一。不久前，我见到网上有读者这么评论《柳弧》：“几乎每页都有看得津津有味的内容……”要知道，这一标准在手机阅读盛行的年代多么不容易！另外，作为中华书局“历代史料笔记丛书”中的一员，《柳弧》繁体竖排，读起来很有怀旧感。其实该丛书的整体水平皆属上乘，里面仍有许多有意思的宝藏待我们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