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车夫的谆谆教诲下，我在账单上签下了自己的大名，从此被这远东地区祸患无穷的签单习俗拖下了水。然后走进了邋里邋遢的《大陆报》社大楼，找到了编辑部。

　　接待我的是本埠新闻版主编道约尔。他是爱尔兰人，一头红发，满面的笑容极富感染力，让人由不得精神振作起来。他后来去了美国，投身广播事业，声名大振，那是后话。当下，他热情招呼我说：“啊，是宝小姐，快请进，快请进。”说了没几句，又迫不及待道：“来来来，快跟大家认识一下。”

　　于是便和大家一一认识了。不说不知道，原来，我的新同事全是纽约和伦敦有名的新闻人，比如编辑里的米勒、克劳、比福尔，记者里的索考尔斯基等。

　　和他们相比，我真的只能算是一个“姑娘记者”而已。

　　起一个中文名

　　上任的头一个下午，主要是向道约尔介绍我以往的新闻工作经验。因为年轻，我的经验自然有限，不免有些紧张。但说到后来就渐渐放松了，尤其谈到在《洛杉矶先锋报》和《旧金山公报》的经历时，最为振奋。我在两家报社都任职于本埠新闻部，同事众多，大家抢新闻，抢时效，压力很大，也学到了许多新闻方面的真谛。我进《先锋报》时才十六岁，在那里干了一年，又在《公报》干了几个月，然后进了南方的一家教会女子学院读了两年书，接着就接到了中国《大陆报》的录用函。

　　得知要到中国工作后，我真是欣喜若狂，一阵风似的冲进了《先锋报》，将喜讯告诉了原上司、本埠新闻部主编坎贝尔。他听了，看似随意地提到：“何不顺便担任国际新闻社的驻上海特派员？我给咱们报社在纽约的国际新闻部主编法瑞斯发个电报吧，看行不行。”

　　回电不久就来了，居然说可以，让我同时兼任国新社的远东特派员。所以，事情简单起来时，可以简单到让人不可思议。但我的家人却不放心了，后来，朋友们保证说，我在上海时可以和他们合住，家里才同意我来远东。

　　说完这些，我哈哈笑了起来，突然有些不好意思。

　　道约尔满意地点点头。他说：“很好。现在要紧的一件事，是替你印名片。但你得先起一个中文名。”

　　于是他叫来一个中文秘书替我取名。此人一把年纪，文质彬彬，学究气十足。我按照中国习惯，姓在前，名在后，把自己的名字慢慢念了好几遍——Booker Edna Lee。他竖起耳认真听着，照着上海话的发音，写下了我的中文姓名：宝爱莲——宝贵可爱的莲花。知道自己名字的含义后，我的心都酥了。

　　一旁一位男同事大笑着说：“不错不错。你知道吗，我的中文名叫‘聚德’。用上海话一念，像是缺德呢。一个记者起这种名字，听上去像诨号。”

　　沾了是小女生的光，我真是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写字桌被安排在靠窗处。在闷热而破旧的本埠新闻部里，靠窗的位置当然是最理想的地方。

　　我的头一件事，是读一摞摞的各种上海本地报纸，着手了解我所在的这个城市。一个中国工友走过了，在我的桌上放了一杯热腾腾的中国茶，一碟西瓜子。

　　对于我的采访工作，报社没有任何条条框框。需要遵守的规定只有一条：无论如何，都必须维护美国的声誉。

　　套用一句中国话，就是要保护美国人的“面子”。

　　在上海的社交

　　上海的外国人往来很密切，一旦来了新人，尤其是女孩的话，立时尽人皆知。登门拜访者络绎不绝，一般都是些魅力四射的上流妇女们。我的日程表总是排得满满当当的了，每天都是晚餐，鸡尾酒会，茶舞。二月份的华盛顿诞辰纪念日舞会还很遥远时，我就早早被预订了。法国国庆日，情况也是如此。平时的话，去看赛马有人陪，去看打野鸭有人陪，去看马球比赛也有人陪。陪我的男伴国籍各异，以欧洲人居多，一般都有些年纪，对待妇女的态度毕恭毕敬，绝没有半丝的含糊。于是我开始复习起了法语，还考虑学习意大利语了。

　　但最终捕获我心的还是一位美国同胞约翰。他的微笑很具杀伤力，从见他的头一天，就把我心中的蜡烛点亮了。之后的好几个星期我都晕晕乎乎的，一度忘了我的工作是采访，忘了我正身处中国。

　　上海的晚餐时间都在八点半以后，而且都必须正装出席。这很合我的意。我在英文报纸的广告上找了一个中国裁缝做衣服。他擅长裘皮大衣，有皮货供客户选择，客户也可自带衣料。但那广告词用英文写出来后，意思变成了：“专做皮衣，可用你的皮肤，或我的皮肤。”让人忍俊不禁。我在他那儿做了件晚装，但料子既不是他的皮肤，也不是我自己的皮肤，而是中国的华美绫罗。他没有任何版型可参照，只根据法国时装杂志上的草图，就做出了一身仙风云裳，本领堪称卓绝。替我做鞋的鞋匠也毫不逊色，只画出我脚型的纸样，就照着最新的纽约设计的楦型，手工做出了合脚的皮鞋。此外，我还学会了骑蒙古马，谈论明代瓷器，接受吻手礼，玩中国规则的麻将牌。

　　但归根结底，所有的社交活动都是和刺探消息沾边的。见我玩得忘乎所以，有一天，道约尔将我拉到一旁道：“大小姐，别忘了，新闻采访是你的第一要务。玩归玩，采访不可荒废，要将上海变成你随心获取新闻的宝地。设法把一切新鲜的体验，都转化成打字机下的内容，并将它们提炼成值得刊登出来的东西。”

　　一席话使我茅塞顿开。从此之后，法国总会不再仅仅是一个迷人心魄的娱乐场所，而成了多彩多姿的新闻来源地。那本是上海神秘人物最爱聚集的场所，我就是在那里练成了一个探戈好手。每天下午五点之后，各色人等就在那里陆续出现，跳舞，喝酒，交谈。整个花园聚满了谈天说地的欢乐人群，法国音乐在空中飘荡。

　　出现在这里的客人都是大有来头的。你瞧，邻桌那个大块头是巴伐利亚的大农场主，他长个红润的大脸盘，下巴好几层。那独臂的高个英国人是中国某军阀的顾问。他旁边晒成古铜色的家伙是个常年混迹满洲的美国人，据说娶了哈尔滨最漂亮的舞女。

　　在法国总会，我认识了一个来上海混迹的女冒险家，姑且称她为男爵夫人吧。此人声名远播，但口碑欠佳。我替她做了一次专访，把文章用平信寄回纽约，发在周末的副刊上。文章都是些八卦的内容，比如她的床，是用古庙拆下的描红镀金的木雕板打造的。她的客厅，贴满了金箔。她的吧台镶嵌着奇石。她的睡袍是前清格格的遗物。但关于她与上海某位要人的畸恋，以及这段情缘的悲剧结尾，我则只字未提。

　　在法国总会，我还采访了流亡上海的白俄将军西门诺夫。之前他一直活跃在西伯利亚和满蒙一带，与蒙古王公及喇嘛们关系密切。在我面前，他的话匣子彻底关不住了，大谈起自己的辉煌历史，说自己曾拥有专列，手下的骑兵和骏马都用专列来运送。专列的最后一节是他的流动宫殿，布置奢华，满铺着厚实的地毯，四墙悬着真丝壁挂，长沙发上覆盖着绣花布套。说开自己过往的威水史，他完全坐不住了，来回踱步，双手插在外套口袋里，模仿拿破仑的姿势，吹嘘自己不仅智慧，而且勇敢，曾只带着一个哥萨克亲兵，就拿下了一整个固若金汤的要塞。说着说着，他忘了还有那个亲兵在，故事就演变成单枪匹马勇夺敌塞了。

　　除他外，我专访过的人物有无线电之父，意大利人马可尼，苏联芭蕾女神巴甫洛娃，小洛克菲勒以及爱因斯坦夫妇。上海是远东的中心，所有名人都要来走一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