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6年12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任大霖的三则短篇：《芦鸡》《阿蓝的喜悦和烦恼》《多难的小鸭》，总名《童年时代的朋友》。三篇都是写动物的，同时也写旧社会儿童生活，我以为，在这两方面，作者都有重大突破。

　　《芦鸡》写的是某年春末，因涨大水，从上游漂下三只小芦鸡，被几个孩子捉到了，于是平分，“我”也分到一只；芦鸡很难养，拼命挣脱、逃跑，实在跑不了就不吃不喝；小伙伴的芦鸡很快死了，“我”只得解开自己这只芦鸡脚下的绳子，放它到天井里活动，不料它忽然钻到水缸旁不出来了，等“我”想到那里有个堵死的小洞已经晚了，芦鸡果然卡在那里，退不出来，最后活活塞死在洞里了；“为这事我哭了一场，不是为的我失掉了小芦鸡，而是为的小芦鸡为自由却失掉了性命。”只有第三只芦鸡和一群小鸡养在一起，好像“养熟了”，但有一天，鸡群都在河边捉虫吃，它径直走到河边，游过河去，钻进对面的芦苇丛，不见了；第二年，河对面又来了两只小芦鸡，大人问“我”要不要捉，“我”跑去看了一会儿，说：“不捉它们了吧，反正是养不牢的。”大人点头道：“是啊……有些小东西，它们生来就是自由自在的，你要把它们养在家里，它们宁愿死。”这是一篇十分隽永的作品，虽然围绕动物展开，却充满乡村童年的生活气息。其中儿童对动物好奇、关注、牵挂的拳拳之心，正是他们接触神秘的大自然的开始。这是一种十分浑然大气的审美。

　　这样的作品不可能不写到人，这就带来了严峻的问题：那毕竟是旧社会的故事，旧社会可以这样写吗？那背后的问题是：文学究竟是为什么的？那时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到后来干脆将文学视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于是写旧社会生活必须一味揭露其黑，以达到歌颂现实的目的。但在1956年的宽松氛围中，任大霖放手写起了他所熟悉的真实丰富的旧社会童年生活。那时确实贫困，社会也确有大量不公，但童年的体验毕竟是多样的，生活的文学表现也可以无穷无尽，并不只有像胡万春的小说《骨肉》那一种写法。——《童年时代的朋友》的文学史意义就在这里，作者大胆突破了当时文艺理论的局限，他写了动物，也写了人，他让儿童文学回归于文学。

　　不久后，少年儿童出版社将以很高规格隆重推出任大霖的作品系列。对此，我们翘首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