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6月，全国疟疾防治研究工作座谈会在广州举行，这次会议制定了《疟疾防治研究工作五年规划表》，共有7大类15个项目的任务。其中上海的任务很重，共参与6大类11个项目。在原来的工作任务的基础上，上海又接受了预防类药物研制、免疫制剂研制、以及动物疟疾模型建立等任务。之后，上海马上于6月中旬组织了贯彻广州会议的学习班，共有21个单位的152人参加，将上海地区承担的任务具体分派给各个科研院所、医疗机构、制药和日化企业。当时正处“文革”中期，在特殊的政治氛围之下，上海革委会把“五二三”任务提到极高的政治高度，要求各家参研单位将“五二三”列为重点项目，并切实保证稳定的科研队伍。
从1971年起，上海的“五二三任务”协作体系相对稳定、运行有序。“文革”后期，上海根据全国“五二三”小组的指导精神，先后于1973年和1976年下达了《一九七三至一九七五年上海地区疟疾防治研究主要任务》《一九七六年上海地区五二三研究计划》。这些任务计划，非常细致地指导了当时上海地区的抗疟研究。
“文革”结束以后，1977年国家制定了《一九七七至一九八零年疟疾防治研究工作规划》，提出了新的工作重点，并组织了四个专业协作组。其中三个组由上海地区的单位担任组长或副组长：“防蚊灭蚊药械专业协作组”中，上海昆虫研究所担任组长；“疟疾免疫人疟猴模专业协作组”中，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担任组长；“化学合成药专业协作组”中，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和上海寄生虫病研究所担任副组长。工作规划还非常详细地提出了1977至1978年的工作进度要求，并细分到各个研究单位。例如在当时已经成为研究重点的青蒿素领域，上海药物研究所承担了“1977年完成青蒿素的绝对构型研究”“基本完成青蒿素的吸收、分布、排泄和化学转化的研究”“初步阐明青蒿素的作用原理”“改造青蒿素的结构，找到更优越的新化合物供临床验证”等4项任务。在这份规划中，领到任务的上海地区参与单位达到15个，是全国最多的。某种意义上，这份工作规划是当时全国疟疾防治研究的一份综合实力分布图。
特殊年代的科研
“五二三任务”的实施经历了几乎整个“文革”时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科研工作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诸多政治活动不同程度地占据了科研人员的宝贵时间和精力。但也必须指出，对于“五二三”这种近乎“举国体制”式的科研工程来说，当年特定的政治氛围之下，也形成了一些简单有效、令人难忘、且如今难以复制的特殊工作模式。
“五二三”研究中，高疟区现场工作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现场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危重病例救治、以及药物临床观察等。高疟区多是偏远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生活条件艰苦。在那些地区开展为期数月的工作，需要参与人员吃苦耐劳，克服诸多困难。例如，1960年代末，上海派出40人的现场工作组到达海南岛。当时岛上条件极差，工作中需要翻山越岭、涉水渡河。工作组闯过了“生活关”“爬山关”“怕蛇关”等各类困难。有个例子可以说明那时的生活条件。一位组员借住在当地农民家里，同吃同住。一次吃饭时，该组员竟然直接从饭里夹到一只小青蛙。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之下，为了表明对农民兄弟的感情，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那位组员还是把青蛙吃下去了。这种现场工作，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
那个时期的科研工作中，一直非常强调“献身精神”。在各个专业组中，也都能看到这种“献身精神”。“五二三”研究规划将雷式按蚊的饲养与繁殖研究工作分配给上海的科研单位。当时国际上开展按蚊的交配繁殖研究，都要求有恒温恒湿的椭圆形饲养室等一些较高的科研条件。但是国内的研究条件非常艰苦。科研人员在狭小闷热的饲养室里工作，甚至长期用自己双手供蚊子吮吸，成功地培育出实验用蚊。上海第二制药厂研制某种气味趋避剂时，需要开展模拟实用观察。有26位解放军战士自愿参加。他们在双脚踝部和枪带上固定趋避剂后，于晚上伏卧于蚊虫密集的河滩草地中，统计被蚊虫的叮咬次数，以验证驱蚊效果。而在那个时期药物研究中，科研人员“以身试药”的情况亦不少见。
“五二三”研究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协作”。地区之间，同专业的研究组及时、且密集地相互交流。以上海领衔的“疟疾免疫科研组”为例，各地区的研究组相互交流计划、总结、简报，及时通讯，互通有无，还相互给予工作建议、进行分工协作，并很快印制了疟疾免疫研究的内部交流专集。这种做法，被全国“五二三”领导小组充分肯定，并向全国推广。可以说，在当年“五二三”这个特殊的体系中，诸多成果都被及时、且毫无保留地提供给全国同行参考借鉴。
1981年3月，北京召开全国疟疾防治研究领导小组的最后一次会议。至此，“五二三”这一全国性科研工程宣告结束。1980年12月，全国疟疾防治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了《疟疾研究：1967—1980年成果选编》，收录了青蒿素等89项研究成果。其中由上海地区单位担任主要研究单位的成果有20余项，占四分之一以上。
这本《疟疾研究：1967—1980年成果选编》的封面上，印有一枚勋章。回顾上海疟疾防治研究的历史，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尽管经历了特殊的历史时期，但中国疟疾防治事业最终取得了成功。而这份成功，凝结着全国各个地区、凝结着无数人的心血。
摘自《档案春秋》2015年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