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芈月传》中不应出现“四方馆”?

　　秦惠王时，儒、道等学派在秦国是被禁止的，《芈月传》中出现四方馆，儒、道、墨等法先王的诸家，能够在四方馆中公开讲学，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误解。

　　秦国自商鞅变法后，法先王的儒、道、墨诸家，即已彻底禁绝。这是因为，法先王的儒、道等诸家十分强调道德教育；而法后王的法家则提倡“杀人如麻”与“兵不厌诈”，和儒、道、墨倡导的诚信、仁慈、反战等道德规范，正相反对，所以双方水火不能相容。商鞅在魏国时，原来与公子卬是好友，入秦带兵与魏国打仗，公子卬是魏军的统帅，商鞅乃借口会盟罢兵以欺骗其老友公子卬，公子卬不虞有诈，如约赴盟，被商鞅伏兵所获，商鞅由此大获全胜、升官进爵。这是对好友的欺诈。商鞅在变法中提出了斩首记功、升官的极暴虐的赏功制度,从秦孝公到秦始皇，一直贯彻始终，从此有了“首级”一词。

　　《商君书》中明确说：“《诗》、《书》、礼、乐、善（性善）、修（身）、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又说：“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悌）、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书中可以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对儒、道、墨等法先王诸家的否定、禁止。这说明，法家为了最大限度地把将军欺诈、兵士暴虐发挥到极端，则必需彻底否定儒、道、墨等家的一切道德范畴，使全国官吏、民众都处于狂热的、反道德的应战状态。

　　商鞅之法乃是后期法家观点，与前期法家不同。前、后期法家均为春秋战国争城夺地的战时体制的理论总结（因为前期法家是贯彻于齐国、亦即贯彻于春秋战国始终的，冯友兰先生可能是为了用词的准确性，故称前期法家为“齐法家”）。两者的最大区别就是，前期法家提倡百家争鸣，并且以国家权力支持之。实际上，由于备战的需要，战国时期所有各国，都已在方针上趋向于前期法家；但是前述后期法家（其代表人物为商鞅、韩非），则是主张禁绝百家的。后期法家把国家办成了一个彻底的大军营，虽然有利于中国的统一，但是却留下了禁止言论的极专制的恶劣传统。前期法家在把国家办成大军营的做法上，不够彻底，因此陆续为秦国所灭；但是，在留下百家争鸣传统和保存各家学说体系、素材上，却功劳巨大。对此，均应作辩证分析。

　　秦惠王虽然车裂了商鞅，但是，商鞅之法则一点没有变更，倒是全部继承下来了。禁止不禁止言论，这是秦国与六国的根本区别；也是前期法家与后期法家的根本区别。注意，《商君书》要禁止的还有一“辩”字，其义既指儒、道等辩士（例如孟子就善于辩论），亦指辩论。老实说，后期法家的暴虐、欺诈内涵，违反人类良知，是根本经不起公开辩论的，所以不得不用行政手段禁止了。由此，秦国商鞅变法后的所有时间中，出现公开辩论以及四方馆这样的辩论场所，都是严重违反历史事实的；包括秦惠王与芈月谈话时，所说的诸家都对治国有用的看法，也是严重违反历史的。剧中还说，秦惠王要芈月读《商君书》，这倒是合于秦国历史实际的，不过，这就更加和芈月参加所谓的四方馆辩论，自相矛盾了。

　　剧中黄歇约芈月潜逃的情节中，芈月也一度考虑过潜逃，也是不符合历史背景与人物性格的。秦国在商鞅变法后，实行了严格的户口管理与关隘验查符节的制度，这也和旧中国期间其他国家不同。黄歇是后来的战国四公子之一，应为大政治家，不可能不了解这个政治常识，两人潜逃，这不是存心害芈月、也害自己吗？芈月生活于秦宫，《芈月传》中，她还读了《商君书》，亦不当不知此。

　　为制造情节的紧张，而不顾历史背景与人物性格，是肥皂剧的特点之一；《芈月传》号称历史剧又是电视连续剧中可能是仅见的大制作，编、导、演都是名家，照目前我们看到的路数，如果走历史剧、文学剧的路子，情节照样紧张可看，肯定能够成功。可惜了。

　　《芈月传》高潮中的构思得失

　　《芈月传》公子稷成为秦昭王的高潮中，对历史实际做了较大的改变、虚构。目的当是在于：一、情节的紧张，争取观众；二、将芈月进一步美化。

　　不过，大幅度改变历史情节，就需要十分熟悉当时的历史背景，否则就很可能用现代人的看法、习俗描写历史，形成历史人物和古代情节的过度现代化；又或者则是，兴之所至，想当然地乱编一通。

　　公子稷能够在秦武王死后立为秦昭王，《史记·穰侯列传》中写得很明确，就是芈月的异父弟魏冉（公子稷的舅舅，后来以军功封穰侯）的力量所致。魏冉在秦惠王、秦武王时即已重用，“武王卒，诸弟争立，唯魏冉力为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魏冉为将军，卫咸阳，诛季君（公子壮）之乱，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诸兄弟不善者皆灭之。”又据《史记·秦本纪》秦昭王（即公子稷）二年，“庶长壮（即公子壮）与大臣、诸侯、公子为逆，皆诛，及惠文后（即剧中虚构的秦惠王后芈姝）皆不得良死。”照这些史实，电视剧中强调义渠君在公子稷上台时的作用，并非史实，而是为了给芈月（宣太后）的姘居义渠君，找一个正当的理由，以防姘居之史事，给芈月抹黑。但是，剧中却又加上了一个情节，秦宫的保卫工作，全由义渠君的西戎兵士担当了，这就过分了。这在当时，是完全不可能的。春秋战国期间，由于周礼的普及，产生了一个附带的效果，就是，中原与夷戎之分野。三晋、齐、郑、卫等最早普及周礼的中原国家，恃其文化，视秦、楚等国为夷戎；而秦、楚强大后，逐步浸染周礼，则又自居为中原国家，视周边的少数民族为夷戎（就像宋代以正统自居，视辽国为夷戎；而辽国对西北诸少数民族，则同样视为夷戎，而同样以中原正统自居一样）。芈月如用义渠君兵力，协助魏冉攻打公子壮，是可以的；利用夷戎兵力保卫秦宫，则是不当的，因为这绝对不合于历史风貌，朝廷的大臣们，也不可能支持，而又给反对派以重大口实了，把自己彻底地孤立了（如写成芈月欲以义渠君兵士守秦宫，经大臣反对而改正，则较合理）。另外，芈月与义渠君的爱情，也不免过于“纯洁”，相当现代化了。

　　照历史事实，公子稷为秦王时，应为十八岁，完全可以正常处理政事。但是因为保他上台的乃是舅舅魏冉，而魏冉却又正是芈月的弟弟，上台原因由于母、舅，所以，芈月与魏冉一度把持了国家权力，实际上乃是在政局交替的特殊情况下，后宫与外戚把持权力的典型政治形态。事实上，秦昭王对于母亲与穰侯（魏冉）把持权力的情况是一贯不满的，史籍中多有此类记载。现在把公子稷处理成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孩子，听任宣太后把持一切。这是为了使芈月的把持朝政合法化。这本来也是艺术作品常有的虚构；但不合情理的是，虚构继续下去，却增加了六国乘秦国内乱时合力攻秦，大臣们全无主张，宣太后镇定不乱，个人决策大量割地与六国，使六国退兵，从而腾出手来，处理内乱。这是为了突出宣太后而虚构情节到了完全不顾一切的程度了。首先，秦武王当政时期的秦国是相当强大的（剧中将秦武王写成脓包，完全不符合历史），秦昭王上台时，由于秦武王武功的影响，六国实无力攻秦，历史上亦并无六国攻秦之事；其次，六国既未攻秦，当然也无宣太后割地之事了。所谓割地，历史事实是，秦昭王三年，秦昭王与楚王会于黄棘时“与楚上庸”；上庸原为楚地，秦人以武力取得，秦昭王因为母亲是楚人，实行了对楚友好的政策，也是贯彻分而胜之的连横方针，才有此做法。另一次割地，在秦昭王十一年，更与宣太后无关了。况且，秦国此前一向雄视关外诸国，宣太后这样胡闹，大臣们六神无主，哪里像发生在秦国之事呢？

　　总之，改变重要的历史事实与历史环境，是有极大的风险的，这段公子稷（秦昭王）上台的戏，为了热闹，为了突出宣太后，弄得完全不符合于当时秦国的历史与环境的实际风貌了。失多于得。

　　其实，不写六国攻秦，不写宣太后割地，不写义渠君甲士保卫秦宫，而是集中写史实上有根有据的内乱，于情节的紧张并无大碍。

　　这是编导们在戏的最后阶段，抢拍、赶时间，匆忙动手制造高潮，未作仔细推敲之故。行百里者半九十，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