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毛时安 研究员，上海市政府参事，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曾任《上海文论》副主编，上海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上海艺术研究所所长，上海市艺术创作中心主任，上海市政协常委。著有《毛时安文集》。

　　上海有条名气并不算太大的复兴路。但它很长，走向也和其它的马路不太一样。像一条摆尾的长龙，从东南向西北蜿蜒而行。在东南，它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十六铺的鱼腥味和老城区嘈杂世俗的市民气息。像小书摊上的连环画。到了西北的复兴西路，完全变成了一本立在橡木书架上的深蓝封面的精装书。一栋栋奶黄色的西班牙式的公寓，一扇扇厚重黑灰的木门，掩映在合抱粗的梧桐绿叶中。静气、文气，有点超凡脱俗。因为工作，这些年我常常从那里路过。即使今天到处车水马龙商店林立，这条路依然故我的安静。柯灵先生就住在路边147号的楼上。冥冥中，我一直觉得，这条路和曾经在这里工作写作生活了五十多年的柯灵先生，气质上吻合得浑然一体。丰富而又纯净，才高八斗而又含蓄内敛，不露风华。

　　我年轻时和这里、和居住在这里的柯灵先生八竿子挨不着边。在工人新村长大，那时读的大都是后来成为“红色的经典”的大部头长篇小说。直到十七八岁上高中时，才第一次听到柯灵先生的大名。是在一九六四、六五年报端开始对电影《不夜城》革命大批判的时候。前后被批的还有电影《早春二月》《北国之春》《舞台姐妹》《林家铺子》《红日》《逆风千里》。高天滚滚寒流急。不久，暴风骤雨席地而起，摧枯拉朽。偶尔可在一些造反小报上觅得先生和《不夜城》被批的蛛丝马迹。没看过电影，但“不夜城”三个字对上海这座流光溢彩的城市的写照，给我这个文学爱好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直到七八十年代之交，万象更新，看到了师陀、罗荪、张乐平、王西彦一批老人在巴金寓所劫后重逢的照片。每个人都咧着嘴，脸上荡漾着已被压抑了十年的开怀的笑意。埋在单人大沙发里的柯灵先生也像孩子一样毫无顾忌地笑着。不久，就在《文汇月刊》和各种文学报刊上陆陆续续读到了柯灵先生字字珠玑且振聋发聩的散文新作。一个老人，在那个时代的和煦的春风里焕发出了一种新的更为蓬勃的文学生命。

　　我是他忠实的读者。

　　1989年我到上海作协担任负责创作业务的副秘书长，才有机会直接接触自己敬仰已久的柯灵先生。他说话语速不快声调不高，温润谦和，举手投足之间有一股“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淡淡静静的书卷气拂面而来。1991年，紧接着巴金文学创作生涯六十年研讨会，为筹备柯灵先生文艺创作生涯六十年研讨会，我第一次到他府邸拜访。复兴西路147号二楼的书房光线暗，未闻其声，先见到幽暗中先生的满头白发。先生的白发那是真正的白，居然没有一丝的黑和灰，不但白，而且茂密，而且梳得一丝不苟。虽然穿着一身灰色的便服，米色的毛线背心，但年届八旬的先生收拾得干干净净。眼眸里闪着一种曾经沧海后的老人才有的睿智通脱仁慈的光。给你一种特别的感动。我向他汇报了我们的工作。耳朵有点背，他戴着耳机只是随和地点着头，并不怎么插话。同去的小陆站在凳子上咔嚓咔嚓地忙着拍照。先生一眼看见，招招手，讲，侬勿要忙，快点坐忒一歇。我没想到，一个在大时代洪流里颠簸了一生不屈不挠与各种黑暗战斗了一生的文化斗士，一个站在汉语文学峰巅的文学巨匠，居然有着如此细细春雨般的温文尔雅静穆谦和。

　　柯灵，原名高季琳。1909年出生在水乡绍兴。去掉中间一个“季”字，按绍兴口音，他取了一个笔名“柯灵”。为躲避当时的书报检查和政治迫害，他一生用过几十个笔名，最后以“柯灵”名世。柯灵的一生和我们的民族、国家一样的多灾多难。他小名元元，一满月，就由父亲把他送给了守寡的养母金氏。他和养母的感情不是亲生胜似亲生。1995年先生在接受上海文学艺术奖杰出贡献奖时深情地说起自己的养母，她不是我的生母，却把全部的爱给了我，艰难地把我抚养成人。她是文盲，但给了我受用不尽的精神力量。

　　先生文化程度是高小。是真正自学成才的一代文学大家。十五岁他就开始以羸弱的身体走上了自食其力谋生之路。冥冥中兴许是一种宿命，在人生的开端上，他就迷恋着文字，沉湎于写作。1990年5月，为筹备研讨会，我们几个干事者来到先生的故乡。当乌篷船轻轻拨开绍兴水乡宁静的河面，我想起了那个消瘦的背着小包袱同样坐在乌篷船上的年轻的先生。那一刻，曾经缭绕在他童年心灵的高亢入云的绍兴大板给了他什么样的心情？

　　作为一代文化大家，柯灵先生的文艺生涯其实是两大块一条线。柯灵先生的一大块是电影世界。他三十年代先后辗转天一、明星、联华三大电影公司。接触了中国电影史上许多大师级的艺术家。尤其是夏衍、阿英、郑伯奇和党的“电影小组”对他艺术思想的最初引领。柯灵主编《明星》，他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在党的“电影小组”指引下，他一方面积极宣传进步的电影思想，推动在光明与黑暗漩涡中徘徊挣扎的中国电影向着健康的方向前行。今天有许多学者对民国电影赞不绝口。但是他们往往忘了，三十年代及其后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辉煌，《马路天使》《十字街头》《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这些电影经典之作的不朽魅力，是党领导下中国左翼文艺在曲折中艰难中前进的结晶。一方面，柯灵先生身体力行，直接投入创作，创作了《孔夫子》《飘》《夜店》《末路王孙》《乱世风暴》《腐蚀》《为了和平》《秋瑾》等不少电影、话剧剧本，在这些作品里灌注着浓烈的时代精神生活气息，流淌着作者对于苦难中的人民炽烈的人道主义激情，还有对人性的真切理解。谈到电影人们自然而然会把艳羡赞美的目光投向明星。而柯灵先生却是以自己近乎毕生的几十年生命在幕后为着中国电影默默地燃烧着自己。特别是那部在激烈政治风暴中给他带来几乎灭顶之灾的《不夜城》。柯灵长期担任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所长。那是李维汉通过先生的革命引路人夏衍布置给他的创作任务。柯灵没有把它简单写成公私合营的颂歌，而是第一次在银幕上正面呈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复杂心路历程，成为银幕上最充满上海气质、精神的历史画卷。

　　柯灵先生的另一大块是新闻天地。从二十岁单枪匹马到上海《时事周刊》试水新闻开始，他先后办过《明星月刊》《文汇报》和它的副刊《世纪风》《浅草》《草原》《万象》二十几种报刊杂志及其副刊。一切烟消云散，但这些报刊注定将自己深深的足迹留在了中国的现代新闻史。特别是他参与创办的《文汇报》，几十年来，成为上海和中国知识界的共同的精神家园。它们在柯灵先生的主持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向往光明，追求进步，不畏强暴，向往民主、自由，以文字唤醒人民的觉醒，抵抗一切黑暗恶势力的打压，推动时代进步的洪流。1940年，他名列被汪伪政权通缉的八十三名“首恶分子”。1947年他参与创办的《文汇报》被淞沪警备司令部勒令停刊。自己也被迫亡命天涯，直到新中国曙光初露。在那个时代，柯灵和他主持的报刊是在黑暗中燃起人民心头驱散寒夜的火把。柯灵称自己“是个温情主义者”。暖心的友情，使他身边那些作者，永远不会缺少堪称“伟大”的作家。马叙伦、柳亚子、叶圣陶、许广平、郭沫若、茅盾、巴金、丰子恺、夏衍、许广平、郑振铎、李健吾、傅雷……这些掷地有声的名字在他的版面上群星辉耀。难能可贵的是，他对新人扶持，他先后慧眼识珠，发现、影响了黄秋耘、黄裳、何为、董鼎山、徐开垒、梅朵、郑拾风、沈寂等一大批后来名重文坛的才俊。经他手办的报刊无一不是风生水起佳作迭出。柯灵先生是一个艺术视野开阔审美感觉敏慧的编辑家。他追随进步，但从不排斥艺术，在黑云压城的孤岛时期，他办《万象》发现、扶持与革命并无任何精神纽带的张爱玲。四十年代抗战胜利，钱钟书《围城》尚未完稿，他先在《文汇报·世纪风》透露信息。手稿杀青后他立刻在自己创办的《文艺复兴》上连载。最后他又请晨光出版公司为之刊行单行本。几十年后，我也有幸得以与黄、徐、梅、郑诸位先贤结识。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柯灵先生的精神魂魄。五十年代，作为《文汇报》分管文艺的副总编，经他力主、操办，刊出了京剧大师梅兰芳的回忆录《舞台生活四十年》。它也是引领我走进京剧艺术殿堂的“圣经”。尤其是八十年代梅朵先生创办主编《文汇月刊》，完全秉承了柯灵先生的办刊思想和精神。为推动时代和文化的进步，不遗余力。

　　而写作则是贯穿柯灵先生一生，连接他两个空间的一条主线。他是当代中国当之无愧的最为杰出散文家。他的散文既有着五四以降科学民主人道的精神感召，又有着中国古典文化温柔敦厚彬彬有礼的襟怀教养。可以水火不容的两种文化在柯灵散文中那么和谐地相安无事浑成一体。艺术上，他的散文把汉字精炼、内敛的特色，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至今无人企及的境界。他一个是深得汉字机心、深懂汉字机趣的“煮字人”。许多我们习以为常的成语。到了柯灵先生笔下，立刻焕发出了神奇的光彩。譬如历来贬义的“长袖善舞”，被他用来形容夏衍先生的群众工作能力。特别是柯灵先生晚年那些怀人的散文实在是到了一种炉火纯青的境界。他写巴金、夏衍、钱钟书、傅雷、张爱玲，那种集一生之交往、感情的心心相印的理解，那种人物在大时代风波里出没的坎坷乃至悲惨的命运，发之于清如溪流的语言叙述，真正写出了掩藏在人性深处东西，还有他对历史、时代，对自己和国家走过的道路的庄严冷峻的反思。每一篇都足以成为今天知识人写作的范文。九十年代发表在巴老主编的《收获》上，他写妻子陈国容文革惨痛遭遇的《回看血泪相和流》，是和巴金《怀念萧珊》一样，蘸着血泪一行行写出的不朽文字。陈国容出身名门，年轻时就是地下党教委的宣传委员。解放后一直担任一所重点女中的校长兼支部书记。她和柯灵苦恋十一年才“有情人终成眷属”。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个纯净温和的知识女性，在丈夫被关押在“文革”的牢狱时，她毫不动摇地走进精神的炼狱，比孟姜女寻夫更为艰难痛苦地寻找着丈夫的踪迹。绝望中几度自杀。她的坚贞不渝让我们想起俄罗斯冰天雪地里追随着丈夫的那些十二月党人妻子不屈的身影。作协的人都尊敬地叫她“陈老师”。我看见陈老师时，她已经是一个满头银发步履蹒跚的老人了，完全失去她年轻时姣好的容颜，说话句子有点断续，两手微微地有点颤抖。不管何时何地，总是和先生互相搀扶着，或者在边上默默地看着先生。柯灵在文章里以一种淡如止水的白描语言，真切而平静地记录了妻子的苦难经历。但谁都会在字里行间感受到先生热烈的心跳。

　　柯灵晚年散文有一种“于无声处听惊雷”在静默中撕裂读者内心的震撼。

　　给他筹办研讨会的那些日子里，他会时常召见我，不时交给我一张小纸条，纸条上端端正正地写着几个人名。有上海的、外地的、还有香港、台湾的。他们大都是他几十年结交、给他过帮助支持的友人。临了，他还总会关照我一声，不要忘记忒了。看到我小心翼翼收拾好，他才会放心。他总是记得别人的好，特别看重友情。那次研讨会后，他几乎每次出版新书都会提好“时安同志存正”几个字，然后，认认真真的签上自己名字和日期。1993年《柯灵六十年文选》出版，他和陈校长一起郑重签好名赠我。成为我藏书中的瑰宝。柯灵先生不是那种风风火火张扬的人。字如其人。他字通常都写得小小的，毕恭毕正，娟秀而有力。

　　柯灵先生在《促膝闲话中书君》一文有对老友钱锺书先生“清湛如水，不动如山”的评价。在我看来，这也是柯灵先生的最传神的自我写照。在中国近百年风雨兼程艰难前行的进程中，他有一种坚如磐石的信念，才得以一介书生的消瘦身躯扛起了如此沉重的文化责任。我常常在怀想，孤岛时期，他这样一个文弱的磨墨人两次关进日本人的监狱，如何咬牙经受了老虎凳这样的酷刑。就是他在被拷打时用微弱声音说出的“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的信念，让他经受了各种炼狱般的苦难，走到了阳光下。他那代人诚如评论家李子云写得那样，从参加左翼文艺运动以来，一直锲而不舍地追随中国共产党，不论什么时候都没有动摇过。这是一种山的坚定。他们不在乎个人的得失进退，但他们有他们在乎的东西，人的尊严、价值，还有名节。记得就在那次研讨会前夜，作协秘书长赵长天突然给我打电话，让我无论如何要找到老徐（徐俊西），请陈至立同志务必、一定出席会议。长天还特别强调是柯灵先生几次关照的。市委副书记陈至立原定是出席的，她是一个非常尊敬文化老人的领导。我连夜打电话，找到宣传部副部长徐俊西，如实汇报了情况。半夜老徐电话，事情落实了，大家才放下心来。第二天陈至立到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柯灵先生《六十年文选》里收了他、夫人陈校长和陈至立的合影。陈至立搀着先生。先生快乐的微笑着。但是，他们的信仰，不是盲从，对党几十年经历的曲折也有着自己清醒的思考和总结，特别是对极左文艺路线的尖锐而理性的批判。

　　就在那次会上柯灵先生发表了题为《白首学徒的谢意》、言简义丰的答谢词。晚年柯灵，怀着对上海这座他毕生为之奋斗的城市的缅怀和敬意，开始了长篇小说《上海一百年》。他杜绝了一切应酬。每天清晨城市苏醒时分，人们都可以看见清静的复兴西路上，满头银发的老人，披着一身霞光，穿过夹道的梧桐绿荫，“像小学生一样，天天背着书包上学去”，步行到离家不远的创作室，闭门写作。1994年小说第一章《十里洋场》在《收获》发表。好评如潮。这年他已是八十五岁了。长天和我私下里议论，都担心先生那埋藏他一生心中的鸿篇巨制实在是一个很难完成的任务。长天是小说家，他深知小说创作甘苦，以先生那种严谨的笔法，还有他“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对语言自身极端讲究的苛刻，以有生之年是写不完这种史诗性的长篇小说的。果然，他不断地写、不断地改，又写了两章，最终自己不满意，撕了。这也是柯灵先生留给世界最后的文字“绝唱”了。

　　不时经过复兴西路，一切如旧。拉毛的乳黄色墙壁，黑色的铸铁栏杆，室外的楼梯，紧闭的沉重的木质大门。因为喜欢，我收藏了好几幅柯灵先生的照片。其中最喜欢的一张，居高临下的画面中下方，柯灵先生一袭黑色大衣，系着一条红黑格子围巾，双手抱膝，满头浓密的银发衬托着走出“文革”长夜不久的沉思。身后是人行道拐角秋冬之交从梧桐树落下的片片黄叶……这些年，我身边的老人渐渐地远去了。如今，我也渐渐走进了老人的行列。他们留下了一片巨大的空白地带，我们这一代人能像他们一样好好做出点事吗？

　　非人磨墨墨磨人。留在文字里的沧桑岁月，唯有磨墨人冷暖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