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已然消失30余年的院落，为何能够在人们心中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记？让左邻右里30年后重聚一堂，并决定将对小院的回忆撰文结集，先后出版了两本图文并茂的书《我心中的院子》。

　　今天的杨浦区眉州路354号，已经看不出丝毫旧日生活的影子，然而郭柏炎、王晓明等昔日的院中玩伴走到这里，仿佛还能看到那绿树成荫、樱花满地，听到小伙伴夜晚相约玩耍“啊呜啊呜”的暗号声。

　　小院变迁

　　时光穿越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末眉州路与平凉路路口，这里矗立着一个院墙围绕的精致小院，透过铁门可见里面的三栋小楼，小院永远是安安静静的，听不见吵闹与喧哗。

　　“我们这个院子，是上海化工厂的一个职工宿舍。”今年92岁的赖毅敏说，他当年是化工厂的厂长助理。“上海化工厂是解放初全上海唯一一家国营化工厂，它的前身是一家日本人的糖厂，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管，把它改建成‘资源委员会中央化工厂’，厂长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化工专家徐名材。小院以前是糖厂的高级职员宿舍，当时改为化工厂工程技术人员宿舍，在后来的搬迁与安置中，人员构成渐渐多样。”

　　首批入住小院的，大多是徐名材先生选派出国学习的青年才俊，如张选荣、张建秋、江知权、郭钟福、龚祖德等，还有考取中英庚子赔款赴英留学的陈彬和卢汉章。

　　“我父亲郭钟福解放前从重庆来到上海，他是徐名材先生任交通大学化学系主任时的学生，徐先生安排他到化工厂工作，后来做到副厂长，解放后父亲留了下来，继续担任原职。”郭玉瑛说。

　　解放后，全国各地建设急需专业人才，这批专家奔赴北京、南京和大连等地，筹建大型化工企业，成为我国化工事业的开创者，他们有的成为南京化工厂的总工、有的成为北京化工研究院院长。

　　这样一来，院子里腾出不少空房，1950年第二批化工厂职工搬进小院，王晓明的妈妈、今年98岁的徐士珍一家便是这时候搬来的。

　　“我们搬进小院后，居然有不少在重庆认识的人也从四面八方搬来，大家真是太高兴了，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历经岁月沧桑，徐士珍老人依旧身板硬朗，声音宏亮。她清楚地记得，当年是陈彬夫妇将自己的一间卧室和一间书房腾出来，让给他们一家三口居住。

　　小院后来又有数批职工陆续入住。徐士珍记得前后共有40余家曾在小院住过，到上世纪80年代初动迁时，小院共有26户人家。

　　院中忆趣

　　小院居民回忆，院子周围是三面砖墙，朝南的一面是竹篱笆，靠眉州路有两处朝西的门，人们出入走的是南边的有两扇铁门的正门，北边面向平凉路还有一扇常年关闭的小木门。院内植有樱花树、椿树、杉树、黄杨、冬青和桑树等，春天樱花满园，夏天绿树成荫。院中一条水泥主通道连接砖石步道通往各家，两边种有整齐的小灌木丛。

　　在《我心中的小院》一书中，曹抗美、曹玉美姐妹俩饶有兴味地回忆了一棵桑树带给她们的童年乐趣。

　　“我们住在1号楼的底楼，距后窗2米处长了一棵高大的桑树。春暖花开，桑树枝头爆出翠绿的嫩芽，给人带来希望与生机。桑果逐渐成熟，我们的趣事也随之拉开序幕。每晚不用刻意召集，小伙伴们就会聚集在桑树下，观察着桑果变化的过程，核算着对桑果的分配比例。一个烈日当空的中午，想吃桑果的欲望占了上风，我们兄妹五人决定冒着酷暑摘桑果、饱口福。大哥是我们兄妹的偶像，只见大哥使劲地摇着桑树，眨眼功夫，桑果满地，此时我们全然不顾所谓的尊严，席地而坐，急不可待地分享大粒而饱满的桑果，将它们塞得满嘴都是……那场面，至今还留在我们兄妹记忆里。”

　　1948年搬到院子里的郭玉瑛说，她因刚从乡下来到小院，经常被屋外的情景所诱惑，可又不敢离家一步，便常徘徊在家里面对着院子的大门口，大门装有纱门，家人发现她的鼻子尖上常有一团黑灰色的东西，仔细一看才看出上面有很细的格子纹，终于明白那是靠近纱门沾上的灰尘。

　　小院的生活方式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在改变。院子门口原先配有门卫，解放前还有专职的买菜员，每天给每家每户配送登记需要采购的各式菜蔬，解放后这个服务取消了，但大家也未觉得有什么不便。“大炼钢铁”时期，院子的铁门被卸下来炼钢，小院的环境也遭到些破坏。在后来漫长而折磨的“文革”岁月中，不少长辈虽然受到冲击，却依然顽强地保持着隐忍和尊严，小院的宁静、安详没有丝毫改变。

　　童年游戏

　　小院的童年充满无穷无尽的乐趣。每天吃过晚饭，“啊呜啊呜”的暗号响起，各家的男孩子们如王晓明、四毛、阿青、阿同、大弟弟、星星、弟弟、小万元、“外国人”（赖毅敏之子赖磊平因头发自然鬈曲，小伙伴送此雅号）、小宝宝、大小毛头等，立刻放下手中的碗筷，冲出房门，集结在院子中央，开始游戏。“盘野猫猫”“吃泡饭”，玩得满头大汗方归。

　　由于家境大多不错，他们能够玩一些当时许多同龄人玩不到的游戏，组装电器就是其中之一。郭柏炎最佩服的是和他同届，大他几个月的杨国强，印象中他总是把自己关在家里，一屋子堆得都是电子元器件。他家的情况特殊，母亲生病无法理家，一心扑在工作上的父亲总是将每月100多元的工资交给他管理。他经常去浙江路牛庄路电子元器件交易市场买廉价的电料配件，郭柏炎也跟着去了几次。当时，小院里的好几个男孩都组装出过收音机，杨国强还装出过那个时代销售管制的录音机。

　　女孩子们的游戏则文艺得多。她们闲暇时间在院子里拉手风琴、吹口琴、唱歌、跳舞、唱戏、朗诵。小院一直有浓厚的音乐气氛。郭玉瑛记得，住在6号的张建秋伯伯和张妈妈刚结婚不久，张妈妈是位音乐家，她常在南窗下一面弹钢琴一面练声，有时教女孩们唱歌。50年代他们搬去北京，张妈妈去了中央歌舞团。

　　小院还有自己的剧组，经常自编自导自演，军装家里都是现成的，拿来当演出服。院子里热爱摄影的小伙伴用相机记录下这些珍贵的镜头，并在自己布置的暗房里冲洗出来。

　　不仅玩得开心，小伙伴们学习也十分投入。这与他们的父母及院子里的长辈都注重学习有关。在王晓明记忆中，每到周末，父亲总是坐在洒满阳光的窗下读《解放日报》，周末上午常会去图书馆看书；佘国钧的父亲下班回来，包里总是装着一份《参考消息》。小伙伴们陆续考入控江中学、杨浦中学、上海中学等市、区重点中学，后来也追随父辈的足迹，选择工科作为自己终生的职业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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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体行动

　　在每一个人的记忆中，小院氛围永远是那样和睦，长辈们谨言慎行，彼此以礼相待，孩子们之间团结友爱，从没有争吵与计较。

　　那时候，院子里各家共用一只总水表，每个月计算出总费用后按各家人口平摊水费。男女老少均按同一标准计算，如来了客人住半个月以内的，按半个人计算，超过半个月的按一个人计算；孩子们住校读书的一个星期回来一次，按半个人计算。各家按照规则自报人数，鲜有争议。收水费的工作由各家轮流完成，通常由孩子来执行这项任务。王晓明记得，每到一家，总能得到这家大人的客气接待，夸赞一下，问问功课，关心问候家里诸人安好。

　　不知从何时起，院子里形成一个习惯，无论刮风下雨，每个星期日院子里总要大扫除，各家男女老幼一齐出动，开始室外清洁工作。人们先从自家门前扫起，最后全体集中一起清洁庭院卫生，清扫公共厕所。每一次大扫除的最后阶段，大家会在院子中心地带会师，大人小孩十多把扫帚一起挥动，将垃圾合围，小孩子们则快快地用畚箕将垃圾装走，倒进垃圾桶。年纪最小的阿荣总是打个赤膊，拿只畚箕这边那边帮着倒垃圾，跑得最起劲。

　　植树种花，一直是院子里各家的共同爱好，在“文革”期间，做好家庭绿化和公共绿化是人们可以名正言顺追求的真善美。那段时间，小院的水费账户上日积月累，竟然有了80多元的结余。这在当时是笔“巨款”，那时一位小学新进老师的月薪才30多元。于是居民小组长沈家大爹、也是一家的长辈召开小组会，讨论如何处置这笔钱。有人提议，在院子里种树，美化环境，获得全体通过。小朋友们更积极，郭柏炎、王晓明等几个大男孩蹬着佘孃孃向单位借的黄鱼车，去江浦路的苗圃买树苗，法国梧桐苗2元一棵，买了近20棵，还有杨柳、冬青、夹竹桃、乔木灌木，高矮搭配。苗木规划事先定好，保证每家门前都有绿化。男孩子这一队出去买树苗时，留守的一队就在院子里挖坑、填肥。等黄鱼车拖着长长尾巴的树苗进了小院，立即传出一阵欢呼。一棵棵树苗栽植下去，竟然全部成活，两年后便枝繁叶茂。

　　邻里情深

　　虽然长辈们平日里的交往看似风清云淡，其实彼此都存着一颗善良友爱之心，关键时候总能伸出援手。

　　张蓓芬回忆，上海夏秋台风来袭，阴雨连绵，积水没膝，买菜十分困难，住在3号的陈妈妈总是冒雨带菜来给她们吃，还教她做馒头。

　　住在8号的毛妈妈黄韵秋女士是位医务工作者，院子里谁家孩子有了小病，都去找她看看，她也总是热心相助。郭玉瑛说，1950年冬，临近春节，妈妈也到了临产的时候，当时来不及送医院，危急时刻前去求助毛妈妈。毛妈妈立即跟去她家，在她娴熟的技术引导之下，妹妹顺利地来到了人间。

　　“文革”期间，小院不可能独善其身，邻里之间的隔阂渐渐产生。赖毅敏少年时代从台湾经日本来到祖国大陆参加抗日，在“文革”时期却被扣上台湾加日本“双料特务”的帽子。他们夫妻从此谨言慎行，生怕牵连到邻里朋友。有一次，赖妈妈崔君定在路上遇见赵妈妈，她从眼神中看出赵妈妈想与她交谈，她也有此心意，可犹豫再三还是避开了。

　　但这种阻隔只是被动的。很多事情，晚辈们在重聚和出书之后才知道，长辈们仍然彼此关心，甚至冒着风险去宽慰在运动中受到冲击的人们。当时，郭玉瑛、郭柏炎的父亲被关在“牛棚”里，奶奶日夜思念她唯一的孩子。徐士珍看在眼中，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悄悄地敲开郭家的门，去安慰了奶奶，再悄悄地离去。隔壁的张中江是上海化工厂的老职工，只要他有机会看到郭钟福出来放风，回来总会暗中告诉他们的母亲“我今天看到郭伯伯了，他身体还好，你们放心吧！”虽然只有短短几句话，却如雪中送炭般让郭玉瑛全家尤其是奶奶得到一丝安慰。

　　在这样的气氛下，小院在整个“文革”期间没有贴过一张大字报，没有一个孩子去当造反派，长辈们也不把单位里的情绪带到小院来。大家都感觉到，外界大风大雨，可一回到小院，就像回到了一个宁静的港湾。

　　人生财富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因为改善居民住房条件，小院不得不拆了，各家各户陆续搬离小院。毛申允是最后搬迁的少数几户之一，每天下班，他抱着3岁的女儿坐在门口的石阶上，看着空空的院子，没有了灯火，没有了人声，心里无比惆怅。

　　三十年过去，消失的小院从来没有在他们心中消失。2008年前后，郭玉瑛、佘国钧和王晓明几个人提议，将小院的老邻居们联系起来，三十年后再重聚！他们没有想到，每一个接到电话的人都是那样激动，要来和大家见面。2009年4月18日，是他们重聚的日子，那年91岁的徐士珍老人兴奋得彻夜难眠，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佘家孃孃虽然疾病缠身，仍惦记着要来参加活动；年过九旬的沈善炫老人坐在轮椅上让两个女儿推着他来到会场；不能到场的也写信或发来视频祝贺。

　　曾经的小伙伴们，大多已年过半百，功成名就，有的以行业专家的身份退休，有的是某一专业领域的领军人物，但相聚时刻，他们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代。“小老虎、毛弟、秋生、三毛、四毛……他们激动地喊着儿时的小名，紧紧拥抱在一起，激动的泪水止不住地流淌。他们诉说着童年生活的一桩桩趣事，也急着倾诉别后的一切，总之有说不完的往事和今事。然而半天的相见，满腹的话语哪里说得完？大家决定，把每个人记忆中的小院生活回忆出来，结集成书。于是，除了30年的小院生活外，他们又有了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两本记录小院生活、小院文化和一段历史的书——《我心中的院子》。

　　此后数年，老邻居们每年一聚，更觉亲切。平时时而电话问候或登门探望，成为心中一份寄托。赖毅敏和崔君定夫妇俩也借聚会的机会，终得与赵仲兴老先生消除隔阂。赵老生日的时候，两人还在上海最有名的面馆买了他最喜欢吃的螃蟹面，亲手送到了他住的医院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