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大凡我国有影响的文人墨客，几乎都拥有自己的书房。书房即书斋，又可称家庭工作室，即作为阅读、书写以及学习、研究、会客的空间。而且，这些文人墨客都有为自己书房冠名的雅习幽兴，所起的名字（又称斋号）往往既励志又富有特色。譬如，诗人刘禹锡的居室兼书房，就命名为“陋室”，为此他还专门写了篇脍灸人口的《陋室铭》，以描绘自己书斋的简陋，表现自己高洁的志向和安贫乐道的情趣。又如，梁启超的书房取名为“饮冰室”也是有原由的。“饮冰”一词源于《庄子·人间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原意就是比喻自己内心之忧虑。当年梁启超受光绪皇帝之命，变法维新，然而面对国家内忧外患的交煎，又何尝不心急如焚呢？在这里，他正是借“饮冰”一词，来表达自己忧虑和焦灼的心境呀！

　　我乃一介书生，自幼酷爱读书和写作，又何尝不希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书房呢？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家庭居住条件的限制，能够在房间的一隅放上一张小写字台就心满意足了，何有独用书房的奢望？即便想附庸风雅，也是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直到2007年5月，我在市中心购买了一套较为宽敞的商品房，家人善解我意，一致同意将朝向、采光俱佳，足有20余平方米的景观房作为我的书房。这书房东、南两面临窗，光线充足，空气流通，在靠墙的西、北两面，则一字排开，共依墙竖立着八只量身定做的大书橱，每只书橱上下两节，顶天立地，气势不凡，橱内按时政、文史、辞书、新闻传播、中国近现代文学、古典文学、外国文学等分类，满满当当地陈放着近万册图书。需要说明的是，若不是前几年我陆续向故乡、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和《盐阜大众报》捐赠了近2000余册图书，这么多的书还真容纳不下哩！书房的中央无非是核心地带，摆放着一张做工考究的大写字台，坐北朝南，典雅得体。由于我的住房位于27层楼，所以书房居高临下，视野开阔，放眼窗外，上海市中心最大的延中绿地和中共二大会址尽收眼底；凭窗远眺，由于南北高架路和延安高架路在邻近处交汇，每天从早到晚，扑入眼帘的就是南来北往、川流不息的各种车辆，特别是每到入夜时分，两条高架路上那缓缓移动的车的灯光，宛如两条徐徐流淌的彩色灯河，加上书房周围高楼大厦上变幻莫测的霓虹灯，五光十色，璀璨夺目。此情此景，让我无时无刻不在体验上海这座城市的活力和魅力，感知她的繁忙和繁荣，并时不时勾起我思绪的飞扬和写作的冲动。

　　至于对我书房的冠名，我采取了拿来主义，可说是信手拈来。1988年1月，我在《青年报》任上奉调《新民晚报》工作时，青年报社全体同仁曾赠送给我一帧很有纪念意义的匾额，上面有著名书法家书写的“踔厉”两字。若问“踔厉”何解？经查《现代汉语辞典》,注释是：字义为“跳跃”与“超越”，蕴含精神振奋、意气风发的意思。毫无疑问，它渗透着青年报社同仁们对我的关爱之心，寄托着对我的期待之情。我素来把善待自我、磨砺自我、超越自我奉为圭臬，视为自己的人生追求。故此，用“踔厉”作为我的斋名，真是再适合不过了。

　　为了不辜负这么理想的书房和家人的期待，近七八年来，我在这个书房里可谓作了不懈的努力：在这里，我勤于读书，日日“手不释卷”，但前后总共读了多少文字，实在无从计算；在这里，我乐于练笔，天天“笔耕不止”，除每天必写一篇日记外，其他撰写的篇章，就公开出版的著述而言，主要有：修订国家级规划教材《当代新闻评论教程》（第五版，2012年10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50万字）、编纂自选作品辑《丁法章文集》（三卷本，2010年6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50万字）、撰写自传体散文《我的新闻人生》（2015年5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51万余字）。

　　最近，沪上资深报人朱亚夫拟编撰出版《历代书斋选记》一书，我的书斋有幸入选。根据编辑需附书斋印章的要求，著名篆刻家蔡天石为我刻了一方书斋印，这样，我的书斋就更加锦上添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