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喂的野猫被人抱走了。抱走猫的那个男人常常穿着棉毛衫裤在我们楼门口打电话，那一头似乎是有人要找他还钱，他求对方一定要相信他，这是我们对他唯一的印象，关于声音的印象，没有脸。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楼组长”半夜会等他回家。他打完麻将也许是二三四点，总之不固定的时候，它会跟着他。日久以来……我能听到一些深夜的对话，几句而已。如果不是“楼组长”消失以后，淘宝上姗姗来迟一些猫零食，大概我也不会想要写这一篇记录。总之，“楼组长”原本是我们全楼的猫咪，健美的狸花，日日在我们大铁门前站岗放哨，双眼直直看着前方。有时楼里的小狗也怕它，有些小男孩会吓唬它，但它依然稳稳地坐在总门前。每次我出门去坐飞机，早早地它就会送我。我回来了，它又会蹭我。我母亲还假模假样对它说，你姐姐走咯，你姐姐回来了。好像它真的认识我。最近它消失了，成为了一个人的猫。

　　我本来是不爱动物的。小时候应该喜欢小鸭子、小兔、小鸡的年岁里，我都像楼组长一样定烊烊把时间打发走了，是一个有心事的小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到了快三十岁，反而对小动物有了恻隐心。我母亲原本也不喜欢猫，但因为爱我，假装很喜欢，还喜欢得很用力。“楼组长”消失以前，我想暗示她，我在犹豫要不要给它做绝育。我说：“诶……猫发情了会很可怜哒……”母亲却说：“天啊，那我们上哪去给她找一只公猫啊！”

　　“稚子弄影，不知为影所弄，然则弄人即自弄耳。”没想到眼下的经历，悄然给我上了一课，关于新村政治的点滴，我多少是不理解的。我曾经写过一些小说，关于新村里的晾衣绳政治。“楼组长”消失以后，我毕竟又少了一件，除了敲键盘之外的牵挂。我总是觉得在一些奇怪的举止背后会有更深的意蕴，譬如我们的新村本就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模范”是它过时的寓言。张晓虹、郑端在《文汇报》写过一组关于《20世纪上半叶上海地区新村的演变》的专题。说到曹乐澄在1922年的《新村制度的意义》一文中写：“他（新村）的组织是善良的，他的主领乃是以协力的动作，造成人种安全的生活。换句话说，便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八个字。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他方面尽个人对自己的义务。”新村运动最早是20世纪初由日本白桦派理想主义作家武者小路实笃发起的，他受到克鲁泡特金的互助理论和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的影响，开展了“新村运动”。其目标是让大家过上“人的生活”，在一个十几人的共同体中一起劳动，粗茶淡饭，各取所需。

　　然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却极富想象力地派生着斑斓的占有欲，勾起了我的童年记忆，那带着桂花各种棒冰一样甜丝丝的光阴里，叔叔阿姨们还个个要上班的时代，楼道里静置着各种欲望，虽说只有一丁点儿，合用的煤气灶旁多了一瓶酱油、一副该收不收的碗盏，譬如多一寸墙，多一尺绳子，譬如楼道里那台永远不可能有人再骑的自行车，永远有的纸箱子、蛇皮袋。它们永远不是垃圾，而是象征着某种抽象的占据，是一种不能说明的小小的期望。成年以后，我没听过任何一种庶民口中的“永远”会如这些一般确凿、浪漫、客观。

　　真正的“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明代的时候，上海嘉定有一个道士叫柏子庭，写过一首诗，“世间何物最可憎，蚤虱蚊蝇鼠贼僧，船脚车夫并晚母，湿柴爆炭水油灯”。每个字跳出来都是活的隐喻，都是嬉笑怒骂。嬉笑是假，怒骂是真。“怒犹常情，笑乃不可测也。”也总令我想起一些沉重的往事。我对这些老道的“作怪”那么熟悉，恐怕也意味着，我将永远在这个无怪不常的境遇里杯弓蛇影。楼组长的消失，用得着一副急泪，恨无处买。只能对自己说，“失去是放下，得到是扛着”。

　　如此多的事物似乎都

　　有意消失，因此失去它们并非灾祸。

　　每天都失去一样东西。接受失去

　　房门钥匙的慌张，接受蹉跎而逝的光阴……

　　——毕肖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