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的一天午后，刚到贵州支教半个月却连日拉稀的我，接到一个电话。话筒那头，传来久违的朱老师急促的声音：“敏峰，身体好些吗？”听我说肠胃炎已经好转，电话那头松了口气，传来让我铭记至今的一段话：“支教，是青年学子实现报效祖国理想的第一堂课，你正在争取入党，上好这堂课，一定能迈出思想上入党的坚实一步……我寄了一些常备药，遇到不舒服，记得要去看医生。”

　　哦，原来是几天前那封信！刚到贵州，还没走上讲台，我就被一阵拉稀打蔫了，苦恼之下，没多想就把事情写进了给导师朱老师的信里。放下电话，我的思绪又回到了一个多月前……

　　三月的北京，春寒料峭，还在北师大就读硕士研究生二年级的我，正为毕业论文写作查阅资料。“敏峰，去所里，文老师找我们。”老远，湘军奔了过来，他和我都是朱老师指导的同级同学，也是我的入党联系人，他口中的文老师则是我们研究所的党总支副书记。

　　一见我俩，文老师说明用意：“学校要组织一支贵州支教团，你俩一个是党员，一个是入党积极分子，参加支教，有困难吗？”湘军立刻答道：“没有困难，请组织放心。”平日里我笨嘴拙舌，也大声喊出：“一样，没有困难。”

　　当晚，听到消息的朱老师骑着自行车赶到宿舍，师生三人聊到很晚，时间久远，只记得朱老师期许的眼神中含有一丝不易觉察的挂心，以及他说的“现在国家推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作为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你们这么选择我非常支持和欣慰。”

　　支教的日子单调却不枯燥，在偏僻的黔乡，我们见证了“西部大开发”给当地带来的巨大实惠。所去的县地处山区，经济和社会事业明显滞后于内地，越往山里，发展条件越是艰苦，更是需要来自外界的帮助。那些时候，把上夜灯，湘军常常和我聊到深夜，除了谈支教中的业务和感受，还说起自己第一次对着党旗宣誓时的激动心情。时不时的，我还将自己的心得写成去信，分别寄给朱老师、文老师，想不到的是，都能得到他们及时的回信，或细心问候或悉心点拨，不仅帮助我完成了支教中的一件件具体工作，更用老党员的胸怀激励着我投身那看似绵薄却无比厚重的“孩子王”生涯。渐渐地，每当寂寞每当困蹙，我都浮想着那一天的到来，紧张忐忑却精神坦然。

　　完成支教回到学校，时间在繁忙中过得飞快，转眼到了九月开学。这次，在所办公室，朱老师、文老师、湘军以及另一位入党联系人，一起和我做了一次郑重的谈话，对我完成党组织交给的支教任务给予了肯定，支部决定在9月20日召开党员大会……听到这里，我只觉得一下子热血沸腾，眼前仿佛一面党旗迎风挥展。

　　入党那天，朱老师在对我提出不少中肯意见后，说的那句“敏峰支教回来，我见他黑了，却让我觉得很踏实，希望他永远头顶阳光在党的事业中坚实地走下去……”永远镌刻在了我心中。

　　今春三月，湘军发来短信告知朱老师因病去世，在赶往追悼会的路上，我想起那天党员大会结束，朱老师走过来握起我的双手，说道：“祝贺你，今后我们不仅是师生，更是同志。”那时和此刻，我都满噙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