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请求帮助

　　张浩的到来，使中共高层和红军官兵极为振奋，因为当时的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其思想与行动纲领，均需得到共产国际的首肯和指导。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而言，他们千辛万苦长征到陕北，本来也是毛泽东在看报时偶然发现了陕北根据地，其实是在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下，被迫撤到这片贫困、荒凉、狭小的地区的，因而从长远考虑，陕北绝非可图大事之地。因此，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考虑与其困踞陕北，倒不如开拓更广阔的根据地。

　　基于这一现实困境与发展前景的考虑，1936年8月25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联名致电共产国际，请求帮助。电称“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非多兵久驻之地，且北不出宁夏，东不出山西，亦无红军活动之余地，目前陕北苏区即已大为缩小，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为着避免与南京冲突，便利同国民党成立反日，靠近苏联，反对日本截断中苏关系的企图，为着保全现有根据地，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依红军现时条件，如果不取得这一地带，则不可避免的要向现时位置之东南方面发展，如此：（甲）将被迫放弃现有陕甘宁苏区；（乙）红军发展方向不是与日本进攻方向迎头，而是相反方向，即不是抗日则是内战方向；（丙）日本帝国主义有利用此时机截断中苏关系的可能”。这一地带布满着为红军目前技术条件不能克服的许多坚固的城池堡垒及围寨，“但如果苏联方面能答应并且做到及时的确实的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则无论如何困难，我们决乘结冰时节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与外蒙……如果苏联不赞成目前直接援助之方针，而我们与南京之谈判不能及时成立协定，或协定中不能达到使宁夏甘西土著统治者自动让防之程度，或红军久攻不克，结冰渡河时机又已过去，则我们只好决定作黄河以东之计划，把三个方面军之发展方向放在甘南、陕甘、川北、豫西与鄂西，待明年冬天再执行黄河以西计划”。

　　毛泽东和中共主要领导人向共产国际的求援，透露了三个方面的信息：一是诚恳地表达了陕北根据地难以为继的恶劣形势；二是巧妙地点了日本帝国主义截断中苏关系的危险性；三是迫切地要求开辟新的根据地，也即制定后来的《宁夏战役计划》。这三点中第二点最能打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因为当时世界形势极为严峻，作为世界强国之一的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初中期，面临欧亚两个战争策源地东西夹击的严重威胁，环境十分险恶。由于苏联的外交重点在欧洲，从长远和全局来看，法西斯德国是主要危险。1935年3月，德国公开宣布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并着手组建空军，这给西方世界带来极大震动。1936年2月27日，针对德国的威胁，法国议会批准了《法苏互助条约》，条约正式生效。3月7日，德国借口《法苏互助条约》违背《洛加诺公约》精神，遂通知英、法、比利时、意大利四国废止《洛加诺公约》，同时悍然将军队开进莱茵非军事区。

　　面对德国法西斯步步推进的战争图谋，1935年3月下旬，斯大林会见了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谈话中斯大林强调国际局势巨大的不安定因素来自日本和德国，表示苏联“不可能闭着眼睛让德国武装起来去进行侵略，因此，当前我们要采取措施来阻止德国武装起来”。

　　斯大林在这里提到日本，盖因当时苏联更现实的直接危险是来自东方的日本法西斯。因此，如何防止日本的武装进攻，有效地捍卫东部边境的安全，是20世纪30年代初中期苏联外交政策最重要的任务。然而，自“九一八事变”，乃至1932年3月1日，日本在中国东北策划成立“伪满洲国”，宣布脱离中国而独立以来，苏联对此都持谨慎、中立态度，甚至日本已侵犯到苏联的利益时，苏联也作出一定的让步。但苏联的一再忍让，竭力避免卷入同日本的武装冲突的外交政策，反而加速了日本的军事挑衅。日本关东军不断挑起边境冲突，1935年就发生了80多次武装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