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钱锺书走出国门访问意大利、美国、日本以及出版《管锥编》后，学术界对他的兴趣与日俱浓，而随着1980年小说《围城》的再版畅销与1990年电视剧的热播，钱锺书的读者渐渐从少数象牙塔中人增至普罗大众，大量粉丝的各类来函从四面八方雪片般飞进钱府。

　　1982年钱锺书当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后，不相识的人来函求推荐、作序、题词等也多了起来。读信、复信遂成了晚年钱锺书一项重要工作，连他自己都感叹“几乎成了写信的动物”。杨绛先生说：“他每天收到许多不相识者的信。”“每天第一事是写信，他称‘还债’。他下笔快，一会儿就把‘债’还‘清’。这是他对来信者一个礼貌性的答谢。但是债总还不清；今天还了，明天又欠”。（杨绛《我们仨》，三联书店2003年版）“锺书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到案头写信。”“他每天少则写一两封，多则三五封，平均要写三封。别人写信或寄书来，他总要给人家个回应。他回信是出于礼貌，并不仅仅为了应酬。好在他出手很快，呼啦呼啦几下子就是一封”。（《中华读书报》2001年1月23日）

　　一生与信的渊源

　　钱锺书的一生与书信有着剪不断的渊源。上中学以后，他就常为父亲钱基博代笔写信，由口授而代写，由代写信而代作文章。“我常见锺书写客套信从不起草，提笔就写，八行笺上，几次抬头，写来恰好八行，一行不多，一行不少。锺书说，那都是他父亲训练出来的，他额角上挨了不少‘爆栗子’呢”。（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从为父代笔写信开始，走出家门后，他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热衷于写信。考上清华后，钱锺书每次写给父亲的信都被老夫子贴在本子上珍藏，整理为“先儿家书”。“信写的非常有趣，对老师、同学都有生动的描写”，钱基博高兴起来还把自己教训儿子的家信拿出来发表，也把儿子的来信拿出来“显摆”。

　　在钱锺书留学海外，回国后辗转昆明、蓝田、上海等地工作时，书信都是他与外界保持联系、表达情感的重要媒介。特别是他与杨绛分开之时。钱锺书杨绛夫妇伉俪情深，早已是现代文化圈中的佳话：“锺书和我不在一处生活的时候，给我写信很勤。”（《我们仨》）解放后依旧如此。杨绛随一伙老知识分子下乡锻炼，钱锺书便每日一信，字小行密，“情意绵绵又生动有趣”。即使在“文革”下放干校期间，他一有空就写家信，“三言两语，断断续续，白天黑夜都写。这些信如果保留下来，如今重读该多么有趣！”（杨绛《干校六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可惜的是，这批“情意绵绵”的家信，大多已被杨绛先生烧毁。

　　其实在电话并非寻常人家可用的时代，书信往来一直是人际交往的必然选择，老派文人更是寄托于此。在信息化的今天，八行书笺，毛笔行书，早已是遗风雅韵的奢侈品了。只是让人意外的是，在钱氏最后二十年中，即使在电话、交通等都极为便利之时，他仍然每天认真地写着信。

　　晚年信札的数量及特点

　　在近现代学人中，钱锺书应是复信最勤、最多的，他流布海内外的书信数量可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按杨绛先生的说法计算，后二十年一天平均写信三封，流散于外的信札就有两万封之巨（这还不包括1978年前的）。近些年来，钱锺书的信札早已违背其当初意愿，被别人各怀目的地拍卖和发表。2013年，香港书商李国强欲拍卖钱氏手札一事被炒得沸沸扬扬，甚至惊动了百岁老人杨绛。据报道，此次准备拍卖的钱氏手札有66封之多，另有其妻女书信及手稿等。有媒体吹嘘跟风道：“66封钱锺书与友人往来的书信手稿首次曝光，是钱锺书研究近几十年来的重大发现。”其实自言大量拥有钱氏手札者大有人在。香港的宋淇先生与晚年钱锺书书信来往密切，去世后留下一大批钱氏手札。其子宋以朗透露，宋淇与钱氏夫妇的通信，由1979年开始一直写到1989年，10年间共有138封。（《东方早报》2011年10月9日）台湾学者汪荣祖先生说他保存着75封信，曾征求过杨先生的意见，表示不会发表。许渊冲在一篇《忆钱锺书》的长文中，就收录了近20篇钱先生的来信。已出版的有关钱氏的研究著作中也收录了一定数量的钱札。陆文虎曾收集、整理和编选过一册《钱锺书书信集》，大约征集了各类书信300多封，本拟收于三联版的《钱锺书集》中，但因杨先生反对，这册书信集最终没有出版。

　　杨绛先生曾说，放弃汇集书信的设想，实际上是出于对读者负责的态度。钱锺书先生散落世间的书信数量巨大，现在全部收齐办不到。至于只挑小部分出版，选择标准也不易制定。况且，他的信多为回复来函的普通书简，没有特别的价值和意义。即使个别书信涉及学术问题，内中观点也已在他的著述中详细阐明，不必再收入文集。可以期待的是，《钱锺书书信集》必是钱锺书身后又一部值得玩味的大书。

　　翻译家宋淇曾说过读钱锺书信的感受：“读来示是人生一乐，妙语层出不穷，智慧与幽默共存，而书法圆浑自如，已臻化境，赏心乐事，莫过于此。”钱锺书给他的信用毛笔、圆珠笔、打字机的都有，似乎信手拈来，语言主要是文言文，只有第一封是全英文，但实际上每封信都点缀着多国语言，字体是行草之类。宋以朗说：“看他用毛笔写中、英、法、德、意、拉丁文，广东话所谓‘舞龙咁舞’，我其实真有点头痛。”有段时间因为钱的信太短，加上圆珠笔字迹易化难认，不便保存流布，宋淇竟给钱锺书寄来了一包好笔好纸！钱锺书收到纸笔和信后复信道：“弟性卞急，而来信须答者又夥，每信手拈败笔作书，累兄目力，疚愧之至，以后当力矫此习。”可见共赏钱函已是他朋友圈中一件赏心悦目的雅事。文言文，八行笺，挥洒自如的行楷，丰富幽默的语言等，这是钱氏给朋友信札的外在特点。此外，信中讨论学术，谈诗论文，甚至臧否人物等，也另有其学术价值。

　　那些无穷的“后患”

　　钱锺书不厌其烦地复信、题签，使他赢得了更多人的尊重与理解，满足了一部分粉丝的“追星梦”，也确实激励了一大批青年学人的成长，甚至成了他们的精神导师。但与此同时，这些当初根本没有预料会被拿去拍卖和公之于世的私信（这和胡适、吴宓等把日记当著作写不一样），给大师钱锺书留下了“无穷后患”。杨绛先生也承认“这些信也引起意外的麻烦”。（《我们仨》）曾有报道说，钱锺书致吴祖光的信札，不到10行字，2008年12月在上海以一万一千元拍出，翌年5月又在北京以两万三千元成交。2013年保利公司官网挂出的三封“钱锺书、杨绛致同贤先生信札”，估价竟达万元至18万元。（原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魏同贤后致信媒体及保利拍卖公司，质疑拍卖的三封信中有两件是“伪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