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A检测技术到底有多靠谱？它不会犯错吗？

　　美国休斯敦市民卡萝尔·巴蒂原指望DNA检测技术能证明儿子乔赛亚·萨顿的无辜，结果却适得其反。

　　检测“错认”强奸犯

　　1998年，16岁的萨顿和邻居格雷戈里·亚当斯走在大街上，被一名强奸案受害者指认为凶手。两人都有案发时不在场证明，且身材与受害者起初向警方描述的大相径庭。他们寄望于DNA技术能证明自己清白，同意抽血查验。

　　警察局刑侦实验室分析员克丽丝蒂·金从两人和受害者身上分别提取DNA样本后，排除亚当斯作案嫌疑，却认定萨顿DNA和受害者阴道采集物“一致”。很快，萨顿因强奸罪获判25年监禁。

　　巴蒂为儿子四处求救，但不少律师一听说案件证据涉及DNA，就拒绝接手。直到4年后，她无意中看到当地电视台一个调查节目，才重新燃起希望。

　　这档节目介绍，休斯敦警局刑侦实验室作为得克萨斯州数一数二的公立法医中心，每年要处理至少500起案件的DNA证据。节目组根据线人举报，将实验室数十份DNA图谱交给第三方专家分析后发现，警方技术人员常常连最基本的样本都能搞错。

　　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犯罪学教授兼律师威廉·汤普森说：“如果这能叫不称职的话，他们就是严重不称职，一而再、再而三严重渎职。”

　　节目播出后，不少人致电节目组，讲述自己因DNA检测蒙冤的遭遇。萨顿就是蒙冤入狱者之一，汤普森和同为律师的妻子从两大箱审讯资料中发现了疑点：要为一个人建立可靠的DNA图谱，分析员需要从这个人身体多处部位采集样本，每个样本提取的DNA特征应完全一致。但资料显示，金从受害者两处血液和一处唾液中提取的DNA特征大相径庭。

　　汤普森说，如果技术员没能从同一个人身上获取一致的DNA片段，又怎能指望她从可能混有3个人基因片段的阴道采集物中正确区分出个体DNA呢？更重要的是，根据金的测试，萨顿的DNA与从案发现场精液样本提取的基因标记并不相符。这些证据足以证明男孩无辜，但“当年没有人告诉法官这些事”。

　　很快，巴蒂找到了新律师，萨顿重获自由，真正的强奸犯2006年落网，金则被炒了鱿鱼。但她的律师说，这不是金一个人的错，是整个体系出了故障，比如监管不力。

　　2014年，休斯敦市关闭刑侦实验室，将业务移交给新成立的独立鉴定机构——休斯敦法医学中心，旨在保证鉴定机构独立性。但对巴蒂而言，一切都晚了。儿子由原来前途无量的橄榄球员变成街头混混。当记者问她是否怪罪DNA技术时，她答道：“不。DNA是科学，你不能怪它。你只能怪那些错误使用它的人。”

　　汤普森说，众多案例证明他多年来对DNA检测风险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事实上，“这不再是有没有可能犯错的问题，而是到底犯了多少错、我们该如何纠错的问题”。

　　“科学”光环威力大

　　DNA检测技术起源于学术界，建立在人体遗传学基础上，自带强大的“科学”光环，很多人相信它能最大限度排除掉主观干扰。在不少人眼中，当辩护律师和检察官失职时，DNA检测能伸张正义，成为还原事实真相的一种途径。

　　美国全国研究委员会曾说：“相对于DNA技术，其他法医鉴定手段都不能如此精确、可靠且高度肯定地显示证据和某个具体个人或来源存在联系。”

　　如今，随着《犯罪现场调查》等刑侦剧的热播，DNA证据的权威性越来越深入人心。密歇根州法官唐纳德·谢尔顿随机调查1000余名陪审员时发现，四分之三的人希望检方在强奸案中提供DNA证据，近半数人希望在谋杀案证据中出现DNA，22%的人则希望每起刑事案件中都能提供DNA证据。

　　与DNA证据打了20年交道的旧金山律师比卡·巴洛说： “现在，人们几乎不再讨论DNA采样、分析和保存问题。DNA证据很难被推翻，对律师来说，跟DNA作对代价太高、太费时间。”

　　错误频频为哪般

　　看似无懈可击的DNA检测技术，为何频频制造冤假错案？

　　专家指出，人类99.9%的基因完全一致，只有确认尽可能多的特殊等位基因，才能将范围精确缩小到某个个体，这就是为何专家在刑事案件中引入这项技术时强调必须大量取样、对比测试、反复确认。

　　依据目前美国多数鉴定实验室标准，分析员通常要比对13个位点的等位基因就能基本确定两个个体样本是否来自同一人，因为这些基因在两个人身上完全相同的概率不足十亿分之一。但如果一个样本涉及两人，需要比对的等位基因数要翻一倍；如涉及三人，比对数增长两倍；以此类推。要从中分析出具体牵涉几人、分别是谁，难度可想而知。

　　一旦样本过小或受损，如握手导致基因重叠等，就可能造成等位基因缺失或出现在本不存在的地方，这时如何甄别就变成一件很主观的事。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认知神经学家伊迪尔·德罗尔和美国州立博伊西大学生物学教授格雷格·汉姆皮基亚2010年得到一份强奸案资料，破案关键取决于DNA分型结果。一名被告为获减刑，告发同伙，当时两名法医得出结论：受害者体内提取的精液混合物中不能排除这名同伙作案可能，最终该同伙被判有罪。德罗尔和汉姆皮基亚将DNA证据交给17家资深实验室检测，没有介绍案件详情，仅让它们判断精液中是否包含那名同伙的DNA。结果，仅一家实验室认为精液中可能包含他的DNA，另12家排除他的嫌疑，还有4家表示无法断定。

　　德罗尔和汉姆皮基亚认为，要想从一个混合多人基因的物证中确认某人身份，“10名专家检测，可能会有10个不同的结论”。

　　出错原因有两种

　　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埃琳·墨菲说，DNA检测技术本意是为了消除人的主观干扰，然而她“研究得越深入，就越发现主观性仍存在”。

　　墨菲认为，出错原因大致分两种。一是取样或分析时样本受污染或被调换。内华达州一名黑人男孩就是因为警方误将他的DNA当成案犯样本送进实验室而坐了8年冤狱，而美国橄榄球明星辛普森因涉嫌谋杀妻子受审时，辩护律师就以关键的DNA物证在采集时被污染为由帮他脱罪。二是DNA转移，即细胞遗传物质在不同个体以及个体与物体间传递。我们接触人或物、说话甚至洗衣服时，难免会发生DNA转移，且很难溯源。由于每个人身上脱落的细胞数量不一样，某一物体上最清晰的DNA图谱不见得来自最后一个接触该物体的人。

　　墨菲说，如果取样时小心谨慎，可以最大限度避免样本受污染，但DNA转移几乎无法避免。令人担忧的是，目前不少实验室追求从尽可能少的证据和样本中提取遗传信息，这种技术看似尖端，却更可能污染样本或遗失等位基因，制造冤案。

　　墨菲最后在书中写道，目前尚没有权威数字统计显示到底有多少人因DNA证据出错而蒙冤受指控甚至入狱。但是，“这个漏洞百出的刑事审判系统即使出现错案也不懂得反思，而现在它的武器库中又添了一件强大的武器”。   王鑫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