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元旦过后的第一堂国文课，随着上课铃响，刘定汉先生已站在讲台，放下手中的书，目光炯炯地对我们扫视一周，说道：“今天不写作文了。我给大家讲述一位伟大的俄罗斯诗人……”随即转过身去，在黑板上写了三个大大的字——普希金。

　　刘定汉先生最多年长我们十岁左右，这学期刚来教我们国文。记得他第一天来教室时，陪同前来的校长介绍说：刘先生是位作家，常有大作在报上发表；他原来在《文汇报》服务，去年五月报社被封禁，来此屈执教鞭，望大家欢迎。确实，刘先生的国文课最受同学欢迎，他除了分析课文内容和词句，更多的是穿插了讲述时事新闻以及文学故事，让我们大长见识。现在要讲的这位普希金，对于我们这些十五六岁的初中学生，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大家立刻肃静无声，睁大眼睛听先生讲故事了。

　　先生用粉笔在“普希金”三个字下边，又用阿拉伯字写了这样一行：“1799.6.6-1837.2.8”。先生的笔刚停，同学中就有人惊呼道：“啊，只有三十八岁！”“是的，这是一个年轻的生命，但他被残暴的沙皇阴谋杀害了。”随着先生的这声叹息，他娓娓地为我们介绍，普希金的一生经历和他的诗歌及其他文学样式的创作。

　　在讲述中，先生还在黑板上抄了三首诗让我们记下，第一首是短诗《我的墓志铭》：这儿埋葬着普希金；他和年轻的缪斯，/爱情和懒惰，共同消磨了愉快的一生；/他没有做过什么善事——可是在心灵上，/却实实在在是个好人。

　　这诗写于他十六岁时，表现了少年时代诗人的聪慧与幽默。第二首是他二十八岁时写给起义失败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朋友们的《致西伯利亚的囚徒》，全诗十六行，对友人充满崇敬、激励和鼓舞，而临末四行更显出高昂的战斗激情：沉重的枷锁会掉下，/阴暗的牢狱会覆亡，/自由会愉快地在门口迎接你们，/弟兄们会把利剑送到你们手上。

　　当我们读到这首诗时，大家都显得义愤填膺，个个满脸通红。因为我们从这首诗歌联想到外边发生的一切，例如1946年6月23日，上海八位教授与学生代表为反对黑暗压迫，去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车到南京下关车站即遭特务殴打；同年7月中旬，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在昆明被特务刺杀。这些令人发指的暴行，早就教育了我们；而从1947年开始的反美倒蒋学生运动蓬勃展开，人们如潮水涌向街头，我们不仅亲见，而且感同身受。今天刘先生给我们介绍普希金和他的诗歌，那深深的用意，我们都心领神会，禁不住投去了感激的目光。

　　在先生讲到普希金被阴谋杀害后，抄给我们诗人逝世前一年所写的《纪念碑》。在这首诗里，他总结了自己一生的创作，都是为了唤起民众的善心，歌颂自由，反对暴政；他在开首的四行诗中，明确表示了一个诗人的尊严：我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在人们走向那儿的路径上，青草不再生长，/它抬起那颗不肯屈服的头颅/高耸在亚历山大的纪念石柱之上。

　　我实在是被这些诗所吸引了，特别是“抬起那颗不肯屈服的头颅”这句，似乎正是我当时狷介性格的写照，我几乎把他视为知己。我看见讲台上摊放着一本新书，书脊上有“普希金文集”五个烫金的字，这些诗就是先生从里面抄下来的。我的心狂跳着，多想拿来浏览一遍。当下课铃响，少不更事的我，竟快步走到先生面前，怯懦而又坚决地说道：“刘先生，能把这本书借我看两天吗？”先生从镜片后面注视了我一会，慈祥地笑了：“哦，又遇到了一个知音！我刚买了不到一周，你先拿去看吧。”

　　这天回家，我就拿了它没有放下。原来书里收集了抒情小诗、长诗、故事诗、戏剧、散文等，还有传略、评论等，我来不及翻读，也看不懂，但我把四十首抒情小诗全抄了下来，除上述三首，其他如《给凯恩》《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一朵小花》《我曾经爱好你》等，我当时就背了出来。1950年8月，我独往部队入伍，离沪前夕，特地去汾阳路岳阳路交叉处的普希金铜像前，向诗人告别；在我简单的黄布挎包里，一直珍藏着普希金诗抄。

　　我的定汉先生，我的普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