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常谈到性格与命运的关系，这在陶渊明身上尤其能够得到印证。从文章和诗句里看，诗人是一个简朴、收敛、躲避和小心的人。这种性格保护了他也长期局限了他，像一个牢笼一样约束着他。他几欲冲破，甚至独自写下“刑天舞干戚”、“丈夫志四海”这样的句子。这是怯懦的反面，是内心里生成的另一极，是对于现实生活和人生处境的一种心理补偿，而不在于展露雄心壮志、勇猛驰骋的豪情和抱负。当“性刚”与拘谨的行为形成极大反差的时候，也就产生了张力，这种张力必然加剧他的痛苦，强化他的反思。表达在诗章里，常常是感叹自己时运不济，说自己“有志不获骋”，不能够把纵横驰骋的心愿化为行动。在这方面，陶渊明的态度并不暧昧，是很清晰很直接的。

　　再有一点让我们不能忘记的，是陶渊明虽然在诗歌艺术上取得了辉煌成就，赢得了越来越大的赞誉，但对于当年的诗人来讲，这些文字却远不是留给别人欣赏和炫耀的“作品”，而只是他个人的一种排遣、自慰、总结和反省的方式，是这个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文字。他的写作就像饮酒一样，能够安慰个人的灵魂，帮助自己度过艰难的人生。

　　在诗人自己的总结和判断中，无论是文章还是当世事功，业绩差不多都几近为零。就像他干干净净的文风一样，就像他个人贫穷潦倒、家中没有多余的财物一样，诗人真的认为自己是那样苍白和单调，什么都不会留下来。他的精神和整个行为所焕发出的思想意义、标本意义、榜样力量、感召后人的所有元素，都是后来者总结和分析出来的，陶渊明在当年是无法体察也无法想象的。他个人既不能感受自己创造的光荣和伟大，也不会在意全部行为的后世意义，而只是享受和忍受着具体生活细节的欢乐、繁琐和痛苦。

　　苦难对于陶渊明是无边的，这无边苦难所放射出的精神的光辉，都是后人站在遥远之地才能看到的。对于我们来讲，这既是一笔了不起的遗产，也是一个深刻的警示和感动。这是诗人必将付出的人生代价，也是他用整个生命做出的贡献。陶渊明被一种文明所培植，这使他不得冲入“丛林”，没有以自己的动物性展开一场生死对决。

　　无论是文功还是武治，无论是社会层面还是其他，“丛林法则”近乎一个永恒的人类法则。即便是可以预见和想象的未来，我们也仍然看不到这个法则的消亡，仍然看不到人性中动物性大部泯灭的那一天。

　　无论古人还是今人，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恒心和意志，都是壮烈和伟大的。我们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遥望陶渊明，感受陶渊明，理解他的艰难和卓越。

　　在魏晋时期，无论是“竹林七贤”还是其他一批知识分子，都继承以往并进一步创造了个人生活。既有创造，也就伴随了一系列价值判断。陶渊明比起他们多了什么又少了什么，有何不同，这也是我们的题中应有之义。

　　许多时候我们一谈到陶渊明就会将其简化为回归自然、悠然闲适。鲁迅先生曾批评说，陶渊明也不尽是那样，正因为他“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鲁迅很欣赏陶渊明摆脱社会黑暗之后所获得的精神自由，从个人自由意志的角度，他是喜欢陶渊明的。鲁迅同时又对于陶渊明所获取自由的这种归隐的方式、从个人之于社会的角度，并不十分赞同，才特别将他豪放大胆的一面指示出来。

　　我们不能因为个人的趣味和愿望，只把诗人身上的某一部分抽出和剥离。把他化为一个单纯的符号是再容易不过了，但这实在不能囊括全部的陶渊明。我们必须把他放到魏晋这片“丛林”里面去考察，放到当时知识分子的千姿百态中去研究。这样做的结果，就不会只是“悠然见南山”，不会面对这位田园诗人最后饥饿而死的悲惨命运感到惊讶和不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