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高兰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副研究员 蔡亮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顾炜

　　复旦大学历史系讲师 朱联璧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龚婷

　　回顾3年多的发展，“一带一路”开启了对欧亚地区结构的重塑进程。

　　大框架具有包容性

　　顾炜：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时，欧亚地区正陷入发展僵局。“一带一路”为欧亚地区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这种机遇涉及两个方面。第一，“一带一路”为欧亚地区引入了强劲的经济体，与中国的合作为欧亚地区经济注入活力；第二，在“一带一路”的框架内，欧亚地区获得了更多的合作对象和合作机会。

　　首先，中小国家在经济上有了更多合作选择。例如，哈萨克斯坦2014年10月即签署了备忘录，是首批亚投行创始成员国。中小国家的合作与追随，使欧亚地区结构开启了从“一强多弱”到“两强多弱”的转变过程。

　　其次，“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包容性，并非构建封闭性的机制或组织。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在2015年5月达成对接建设的协议，中俄没有出现争夺中小国家的现象，双边关系维持高水平运行，显示着俄罗斯对“一带一路”以及中国参与欧亚地区的认可。

　　第三，“一带一路”的大框架和融通特点，给欧亚地区国家提供了新的合作框架和平台。例如，乌兹别克斯坦没有加入“欧亚经济联盟”，但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这给分裂的欧亚地区提供了以合作推动融合的机会，中小国家不站队、不选边，也可以开展合作，取得实际收益。

　　冷战后的20余年，欧亚大陆发生了一场“圈地运动”，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有助于打破现在的分裂局面，重新使欧亚大陆融通融合，放下成见和对抗的包袱，共谋发展。

　　搭上中国发展快车

　　叶青：当前，中东地区正处于格局转换的动荡期，总体来看，中东局势的“三化”特征突出：即集团对峙长期化、热点冲突工具化和主权空间碎片化。

　　集团对峙长期化揭示了中东格局力量对比的基本态势。热点冲突工具化解释了中东危机反复发作的原因。因为各方利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要有一方觉得有利可图，就可以挑起事件，激化矛盾，但各大国又有共同利益，不可能真正大打出手。主权空间碎片化已成为中东政治的一种常态，伊拉克、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纷纷陷入事实的割据和分治状态。

　　但从辩证角度来看，中东地区是乱和治并存，人心思治是大势所趋，中东主要国家都把经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已经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经济发展计划，例如沙特的“2030愿景”，也希望与“一带一路”对接，搭上中国发展的快车。同时，中东动乱不止，更能体现和平的珍贵，也更能体现出“一带一路”的意义，中东国家热切期待中国通过推动“一带一路”为和平与安全作出更大贡献。

　　朱联璧：自2010年英国保守党执政以来，和中国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2015年3月，英国率先表示加入亚投行。而在习近平主席2015年10月访英后，英国对“一带一路”的建设的支持和参与日益明确。

　　脱欧公投结果，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英国选民对现状的不满和忧虑。英国首相特雷莎·梅确认将“硬脱欧”，并扩大与欧盟之外的国家的合作，有望延续并发展和中国的经贸合作。

　　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西端支撑点的英国，虽然因为脱欧引发政局不明朗，也同样带来了新机遇和与中国更广泛合作的可能性。

　　美日观望态度有变

　　高兰：2013年以来，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美日两国始终消极观望，2017年以来，出现了一些积极的政策调整动向，特别是日本方面，4月25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将派遣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希望加强中日关系。但是，美日海权同盟对“一带一路”的风险因素依然存在。

　　日本方面认为，从积极方面来看，“一带一路”可以带动陆路、海路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抑制海盗、打击恐怖势力等，维护海洋安全。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将扩大中国的影响力，让一些人感到忧虑。

　　“一带一路”倡议希望从陆海两个方向积极推进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指导的合作共赢局面。随着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调整亚太战略，中国正在多方面构筑与美国、日本的海上安全对话渠道，借助“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正在努力进行沟通，避免美日海权同盟的消极因素，推进与美日等国的积极合作。

　　蔡亮：从竞争心理来看，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感到忧虑，这是意料中的事。不过，日本部分学者认为，安倍内阁拒绝参与“亚投行”的做法并不明智，应该择机加入。

　　日本应对“一带一路”倡议，在安全上呈现强化日美同盟，借力周边国家（如印度、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增强对华制衡，高调介入南海议题。经济上，日本通过战略性利用ODA（官方开发援助）与中国在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上展开激烈竞争。如日本重点对南亚、东南亚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尤其是交通设施和市政工程等提供援助，显示出强烈针对中国的竞争意图。

　　“多做多说”主动发声

　　龚婷：　随着中资企业大规模“走出去”，在海外面临的各类风险不断增加。企业境外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可分为商业性风险和非商业性风险。

　　商业风险主要涉及企业经营过程中的相关风险，而非商业风险则涉及地缘政治和外交、宏观经济和金融、法律法规、环境、社会、文化和宗教等各个方面。中资企业应该重视加强对东道国社会状况的调研、研判和预警，针对相关国家社会环境稳定状况和社会力量的调查应该常态化，并重视多渠道化信息来源，为科学研判形势和管控风险奠定基础。

　　另外，以前中国企业在海外习惯“多做少说”，做的诸多有利于当地民生的实事可见度低、知晓度少，甚至被别有用心的势力歪曲。随着中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我们应该从“多做少说”走向“多做多说”，提高公关和舆论能力，多管齐下综合利用各种媒介手段主动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