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作为一种创新机制，孕育着全球经济治理的因素，反映世界经济格局新现实。

　　纠正国际经济乱序

　　当前世界经济仍未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复苏脆弱乏力，增长基础不稳，保护主义上升，“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开放与保守、变革与守旧、经济一体化和碎片化的矛盾凸显。但另一方面，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双边和多边、区域和全球的合作势头渐起，各国更加重视发展实体经济，重视发展制造业，推进工业化、经济多元化。“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冲散经济低迷的阴霾，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更多正能量。

　　第一，“一带一路”是对产业发展的协调，纠正国际分工的乱序。如今不平等的国际分工秩序主要表现为，处于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体系中心的发达国家通过对发展中国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和不等价交换，使后者只能依附于前者发展。“一带一路”应该提倡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建立创业投资合作机制，促进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领域的深入合作。

　　第二，“一带一路”是推动调整现有不规则国际贸易秩序的强心针。发达国家使用反倾销、反补贴、技术性贸易壁垒、环境标准壁垒等措施限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使用国家安全审查等措施限制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一带一路”是对不合理的国际贸易秩序的挑战和冲击，也是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正能量补充，推动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生效和实施。“一带一路”促进区域贸易的再升级，扩大全球化的落地效应，对世界其他区域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以此变革国际贸易旧秩序。

　　第三，“一带一路”是对不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的否定。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中地位不平等、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收益与风险不平衡。“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金融支撑，中国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扩大沿线国家金融合作，扩大双边本币互换、结算范围和规模资金融通，建设亚洲货币稳定体系、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成立丝路基金，为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合作提供投融资支持；完善风险应对和危机处置制度安排，构建区域性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形成应对跨境风险和危机处置的交流合作机制。

　　第四，“一带一路”合理处理国际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国际劳动力近20年都是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流动，“一带一路”由于中国利用现有的金融杠杆，促进大量沿线投资和创新园区开发，会吸引国际人才合理化双向流动。

　　第五，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实现区域经济新秩序。“一带一路”是对国际经济旧秩序的有力否定，但不等于经济新秩序就能自动建立起来。我们不应把对沿线国家的贸易看作单纯获利行为，也不应有意追求贸易顺差，要积极转移成熟的制造业，帮助沿线国家多得利。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反对旧国际经济秩序下以富欺贫、以强凌弱的做法，坚决反对干涉主义。

　　企业加强风险意识

　　作为迄今人口规模最大的互利共赢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东牵亚太经济圈，西接欧洲经济圈，穿越非洲、环连亚欧，涉及60多个国家40多亿人口，是世界上跨度最长、最具潜力的合作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到202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货物贸易总额将达到19.6万亿美元，占全球货物贸易总额38.9%。

　　不仅是货物贸易，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也表现不俗。2016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3个国家直接投资145.3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8.5%。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对风险的管控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加强风险意识，建立风险控制机制。加大项目的前期投入，做好投资计划及风险评估；重视企业社会责任及社区资源的维系；以及重视争议解决机制的设计。

　　第二，加强资本运作本土化、民族化落地模式。

　　第三，注重差异性、多层次的推进模式。

　　第四，深化投资领域,增加民企活力。目前已经形成央企、国企集中投资传统行业，民企在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全面铺开的局面。

　　第五，加强“走出去”企业分布式发展联动模式。北美、西欧、东南亚是企业投资的首选地区，能源与矿产、制造业是投资的热门领域。其中，央企在能源与矿产、基础设施方面的境外投资显著，民企在制造业、生物技术、医疗健康、电信、媒体、科技、能源与矿产领域更突出。

　　第六，识别高危地区风险。

　　总之，要准确把握“一带一路”各国的主权信用特征，制定差异化投资策略；对国别系统性风险进行实时、动态跟踪，及时调整投资策略；与当地机构合作，缓释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