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特指上世纪六六、六七、六八届初、高中毕业生。我们六九届，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那时共和国刚刚建立不久，百废待兴，欣欣向荣。我们不知道大人们在忙些什么，童年生活无忧无虑，周围看到和听到的都是阳光、鲜花、歌声、笑声。那时候，我们最喜欢说得一句话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对未来，我们充满憧憬与期待。

　　1966年夏天，六九届小学毕业，面临跨进中学大门。一场史无前列的风暴席卷神州大地。顿时间，六九届处于迷茫、彷徨、困惑、不安之中。

　　六九届与老三届虽然同是“六”字头届别，但彼此间如同隔了一道鸿沟，难以跨越。无论是社会知名度，还是在各种媒体上的存在感，老三届都远胜一筹，六九届似乎是消声匿迹，难见踪影。究其原因，老三届都在“文革”前的正规中学历练过，人生阅历也比较丰富，即使是比六九届大一届的六八届，短短一年的中学生涯也足以成为他们炫耀的资本。就连参加“红卫兵”，也没有六九届的份。后来，选拔“工农兵大学生”，“老三届”占尽优势，六九届则凤毛鳞角。拨乱反正后，“老三届”脱颖而出，在各条战线担当重任者众多，而六九届就显得先天不足，拔尖者甚少。

　　出于尴尬状况下的六九届，注定命运不济，前途坎坷。三年中学生涯，进厂学工，下乡学农占去了大半年时间，名义上的中学生，其实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等到毕业分配，以前“四个面向”（面向边疆、面向农村、面向工矿、面向基层）的分配原则已经取消，整个六九届被“一片红”，统统上山下乡“绣”地球去了（之前的六八届初、高中毕业生也未能幸免）。这一去，长夜漫漫，路途迢迢，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6周岁。

　　终于熬到可以回城，六九届随着返城大潮回到城里，原以为苦尽甘来，谁知道等待他们的是种种的无奈和无助。回城后的六九届，还未能休养生息，让疲惫的身躯歇一歇，喘口气，便赶上整个社会告别“读书无用论”，万众一心追逐“文凭”。为了安身立命，为了能有一个更好的生存空间，几乎所有六九届都投身于“青工补课”，为了一张“文凭”，六九届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心血。许多人从初中一直读到本科，在并不年轻的时候再次走进课堂，拿起书本，其心其志的磨难可想而知。

　　恢复高考，成为一代青年改变命运，脱颖而出的一次绝佳机会。在千军万马挤向“独木桥”的过程中，六九届无疑输在了起跑线上。在那些金榜题名者中，除了应届毕业生，“老三届”得天时地利人和，占了大半壁江山，而六九届则是屈指可数。招工，“老三届”由于社会阅历、文化实力更具优势，得到机关、学校、银行以及国营大中企业青睐，而六九届许多人无奈于种种“先天不足”，只能“屈尊”于街道工厂、里弄生产组之类的集体企业。

　　改革向纵深发展，“下岗”成为许多家庭面临的一道“沟坎”。众多的六九届由于处于生产第一线，无职无权，即使身怀绝技，本领高强，亦只能随着企业关、停、并、转而下岗回家。面对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重担，下岗后的六九届千方百计寻求再就业。在保安、营业员、交通协管员队伍中都可以看到六九届的身影。

　　如今，六九届都已过了退休年龄，大都有了第三代。一生清贫，终日辛劳，也该颐养天年，过好晚年生活了。广场舞的队伍中，可以看到六九届娴熟的舞步；老年大学的教室里，可以看到六九届刚劲有力的书法作品；农家乐的小院里，可以听到六九届爽朗的笑声；飞往世界各地的航班上，可以看到六九届结伴出行的身影。

　　六九届把青春献给了国家，把责任担当在肩上。历经坎坷，蹉跎岁月，倔强、打拼始终是不变的信念。六九届生不逢时，命运不济，如今，赶上了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