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孤儿杨六斤（下）

　　回乡的选择是理性的。可是这个选择对杨六斤来说意味着什么？一个山里孩子，突然被带到花花世界，一下子塞给他对比反差极大的生活学习条件，然后告诉他你自己选择，走还是留。他能选择走吗？他吃了那么多苦，过了那么多年艰难的日子，怎么可能经得起这样的选择呢？这本身就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一个孩子从没有吃过糖，路过的大人看了觉得心里过不去就给了他一块，孩子吃了，尝到了糖的甜。可大人想过没有，你是只给一次还是永远能给？太随意地给予，又太轻易地拿走，谁都没什么损失，除了杨六斤。事实残酷地摆在他面前，在深圳短暂的学习和生活只是一场梦。

　　杨六斤回来了。在外人眼里，杨六斤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那个杨六斤，现在的杨六斤身家五百万。

　　钱这个东西，具有一种神秘莫测的力量。它能帮人解困，而它自己就是万丈深渊；它能黏合人的距离，而它自己又天生带着拒人千里之外的属性。人如果穷，会让人看不起，而有了钱，又会让人羡慕嫉妒恨。

　　当孤儿杨六斤名下突然有了巨款，远的近的，亲的疏的，各方逐一登场了。

　　先是堂哥堂嫂从打工的梧州回家了。杨六斤的实际监护人是他，因为在杨六斤孤苦无援时是他接纳了他。按理说，巨款是应该由他保存。可是法律上并不承认他是合法的监护人，杨六斤的母亲尚在，法律上应该是她，而她恰恰又实际上断绝了与儿子的一切往来，这钱给她保存支配于情于理说不过去。

　　巨款现在在杨取林手上。他说他不打算再去梧州打工了，因为杨六斤需要陪伴。这话如果在没有500万的时候说，那就是情义；可他说出这些话时已经巨款在手，即便是真的真诚，听起来也虚伪。当被问到不出去打工怎么维持生计，杨取林坦然地说：“那捐款是给六斤的，有了那笔钱六斤上学就不愁了，我也不用外出打工了。”因果关系说得通，可听着就觉得其中有机巧。问到以后怎么用这笔钱，他摇头说没想好。看，作为旁观者，我们也在被500万影响着：我们怎么知道堂哥杨取林说这番话不真诚呢？

　　我看着他们居住的这个叫“家”的屋子：泥土和草混合的建筑材料搭出一个房子的形状，里面摆放着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简陋的灶台，对付出来的一张桌子，两张堆着破烂床上用品的床。屋外下大雨，屋里就下小雨，光线非常暗，散发出霉臭的气味。盖一间新房是应该的，可用爱心捐款盖房又名不正言不顺。

　　此时，杨六斤母亲那边也发出了声音，她丈夫说：“我们当时也想把六斤接过来一起过，只是他堂哥先接去了。”言外之意谁都听得懂。

　　村里的邻居也坐不住了。对记者抱怨着：“杨六斤吃的野菜我们孩子也吃啊，杨六斤抓的小鱼哪家孩子没抓过？我们都是这样过日子的哦。”情绪中也不乏羡慕和怨气。

　　500万的吸引力让包括我们在内的媒体更不能就此罢休，大家跟着杨六斤回到老家，雨点般密集的采访包围着这个孩子。他一遍遍地说着同样的话，一遍遍地被从教室里拉出来。当我去采访他时，他已经开始使用自己的方式抵抗了。

　　先是平等地交流：“嗨，小伙子你好，今天考试考得好吗？”应答是腼腆地一笑一低头：“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还是抬头笑一下，再低头，左手抠右手，仿佛能抠出一个逃走的洞。“是烦了吗？”抬头，看看我，又低头抠手，“是太烦了。”他的声音细弱，甚至带点奶声奶气。这样的声音说出这样一句话，让我心里一震，我们是在伤害这个孩子。“能跟我说说吗？”摇头，还是礼貌的笑，“为什么？”“不知道。”自此，我所有的问题，不管用什么方式问，他都是这一个回答，“不知道”。这是这个孩子唯一的武器了。我只能放弃。

　　杨六斤曾是一个不幸的少年，因为命运从他那里拿走了太多。现在命运给他的补偿又太多也太突然。然而，这笔钱真的能让他幸福吗？这笔巨资由谁花、由谁监督着花、怎么科学地花，直接影响杨六斤的未来，而之所以大家都这样密切地关注，恰恰在于我们的社会还没有这样一个成熟而稳妥的机制做保障。杨六斤吃了那么多苦，但愿这笔钱能护佑他成长，给他一份稳定、可预期的关怀和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