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长白地区还是非常“乡下”的地方。从军工路拐上控江路，左边是杨浦铁路站，野草疯长，一条铁路横亘在道口，右边是长白大队的菜田，大粪浇地。等着隆隆的火车开过，穿过铁路道口，沿图们路一直走，就到了图们中学。

　　我第一天去报到就遇到了很伤心的事。班主任刘老师是刚从师范学院毕业的青年女教师。她先自我介绍，然后发下学生登记表让同学当场填写。我填好表走到讲台前交给刘老师，刘老师一手接过我交给她的登记表，另一手翻阅讲台上的一沓资料，翻到一张写有我名字的材料抽了出来，那材料上的字迅速映入我的眼帘，“证明，学生某某某的父亲某某某经审查系漏网地主……”我一下有如五雷轰顶，我填表时“家庭出身”写的是“教师”，这会儿父亲因家庭出身，还在单位隔离审查，这里怎么就出结论了呢？我好像撒谎被人逮住，羞愧地退到座位上。那“证明”上的字迹我一眼认出，是小学某个老师的，她丈夫是父亲教研室的同事。

　　我相信父亲没有问题。我老家在浙江宁海，那里居住着一支葛洪的后裔，耕读人家。祖父脚不好，守着家里的三亩薄地，开了间杂货铺，却把三个儿子送到学堂读书。土改时，村里人觉得这家人都在外谋生，家里一定有钱，划定地主成分可分浮财，那时我祖父、大伯都已去世，于是这顶地主的帽子便落在了二伯头上。土改后，老家又分进了四亩地，共有七亩地。

　　刘老师并没有为难我。她只字不提。我那敏感的心稍稍放了下来。但自此背上思想包袱，在班上属于基本上不说话的人。

　　图们中学只有一幢五层的教学楼和一个操场。“文革”后，从69届学生开始全部就近入读，居住在附近长白新村、中农新村、广远新村、小洋浜的学生集中入读图们中学，光我们这届就编了15个班。学校教室不够用，我们只能每天上半天课，上课分单、双班，上下午不同时段交错上课。课程有政治、工业基础、农业基础、外语。政治课是学生的主课，大多是校长在广播室里通过教室的喇叭向坐在座位上的学生宣读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中央文件及召开学校大会，通常广播一停，我们立即奔到操场上集合，一支队伍就冲出了校门，顺着安图路走到安图中学门口与安图中学的队伍汇合，游行队伍更壮大了，浩浩荡荡，沿着隆昌路走到杨浦体育场，红旗猎猎，口号声声，展示了我们的革命意志后，队伍拐入周家嘴路往回走，半天的课就这样结束了。

　　1969年初夏的一天，父亲突然出现在家门口的楼梯上，他终于“解放”回家了。我欣喜若狂，吃过午饭便去菜场排队买肉，一直等到四时开秤，营业员说，今天没有肉，只有一个猪头，我说，猪头也要。我拎着猪头回家，走过铁路，一个路人看着猪头说：呦，噶度只猪头。我忙不迭地对人家说，“我爸爸解放了”。那天天空真蓝，阳光正好。　　　　 葛申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