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长洪指出，尽管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创造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近十年来新兴经济体创造的增量达到全球75%，仅中国就占有26%。但全球资源配置使用的货币仍是美元。

　　面对这样的现状，上海自贸区应该做什么？他提出，能否通过上海自贸区的金融开放，学会运用人民币和它的支付手段来参与全球资源配置，是自贸区金改的意义所在。“人民币在海外有三万亿，已经形成了境外人民币债券市场，但是这个市场对人民币资金池总量是远远不够的，不可能支撑它成为一种投资工具。上海自贸区的金融卡房就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上海自贸区的金融市场有必要设计、创造更多的金融产品，这些产品是以人民币计价，“一带一路”国际项目能不能以人民币计价？有这样一些产品支持“一带一路”，使人民币成为参与配置国际资源的信用中介。

　　裴长洪认为，尽管我们希望人民币成为配置国际资源信用工具，但现在依然是西方主要国家货币的天下，我们也要学会运用它们的货币去配置资源。“现在已经有了起步，比如说设置了很多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像亚投行、丝路基金这些金融机构都是用美元注册的。在中国或者由中国主导的离岸美元市场来配置资源，是我们要学习的一种渠道。但目前我们的步子相当保守。”

　　他表示，离岸金融在我国发展不起来的原因就是税收高，我国离岸金融税收为25%。保税区等特殊监管区内都是离岸生产和贸易活动，但真正用人民币计算的仅占很小一部分。“企业自用人民币发工资、付水电费，购买原材料、物流、销售两头在外，全部用外汇结算。这些结算点都不在中国大陆，在香港、新加坡，甚至在爱尔兰、东京、首尔。在大陆上产生的离岸生产贸易活动，结算地点不在中国，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我国每年加工贸易进出总额超过一万四千亿，这么大量的国际金融结算，都不由中国境内金融机构来操作，怎么能学会用现代的国际货币来配置资源？所以裴长洪认为应在各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特别是上海自贸区放开政策，执行和香港、新加坡一样的税收政策，从而介入国际性开放平台。

　　本报记者 张钰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