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文学的琐碎片断，解码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小说《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如此读解方式，如同将历史人物置身于显微镜下，辨别人性的善恶。它的作者、英国女作家希拉里·曼特尔的文笔，将装扮“雅各宾派”、“吉伦特派”等显赫名人的历史油彩，层层剥离，犹如家庭主妇在厨房剥洋葱那样不紧不慢。这番“剥洋葱”，并非洗净玉手调羹汤的优雅，却有秉笔直书的史官气概。

　　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人物，如丹东、罗伯斯庇尔、卡米尔、马拉、罗兰夫人、米拉波伯爵、拉法叶特侯爵、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等等，就这样在一百九十余年后，被希拉里·曼特尔呼来唤去，在小说中相继登场。她的笔触，拂尽岁月积淀的尘埃、褪去历史风云的迷蒙，将他们的个性、经历，赤条条一一袒露于当今世人眼目中。这部上海译文社出版的《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予人的阅读感受，或许并非怡悦，相反略见沉重。因为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巴黎，是个充满没有固定憎恨目标的危险城市，一群怒气冲天的民众仿佛拥有满腔愤怒。他们游走在广场，无休止地攻讦国家制度、滥用法律，动辄就在街头灯杆上，吊死某个王室贵人或政府官员，还将其割下头颅、挖出内脏，挑在叉子上摇晃着。甚至有暴民将死者的心脏，撂在市政府的办公桌上……如此颇有些“重口味”的场景，在书中次第展现。没法子！对那个年头的巴黎作写真，就必须摹写都市里肆虐着的野蛮兽性。那个氛围充斥着无法节制的暴力和狂热，它们披挂着“自由”“平等”的外衣，寄寓于街头暴民之身心，干着灵魂泯灭、良知丧失的勾当。

　　场面如此狂暴的巴黎。民众攻占巴士底狱的1798年，是法国大革命推翻法国封建王权的标志，可该书开卷讲述的，却是1763年。这部小说选择了丹东、罗伯斯庇尔、卡米尔作聚焦，将二三十年前，这三人的出生、童年、求学，从外省进入巴黎等等经历，乃至他们家世、亲友逐一追溯。那行文，平铺直叙，一度絮絮叨叨般冗长。可文字里却不忽略描摹某些个“关节”——这“关节”，正是这三人日后在法国大革命风云变幻中，一度一言九鼎，具有掌控政局能耐的缘由。这类“关节”形形色色，例如丹东的破相——他童年时与牛玩耍不慎脸被牛角挑破，这伤疤使其嘴角变型，使他即使对人微笑，其笑容呈现的却是轻蔑耻笑模样，无意中透露了他内心的邪恶成分；又如卡米尔的深度近视——使他的凝视给人冷静审慎的错觉，他偷听父亲与孔代亲王的谈话被发觉时，孔代亲王感觉那时才年方十六的卡米尔打量人的目光，竟如同刽子手般阴沉冷酷；还有罗伯斯庇尔这个“不可腐蚀的人”那淡淡的、略显冷漠的微笑……

　　历史小说的成功，多半依仗得体地使用史料。为了让文学贴近史实，希拉里·曼特尔施展手段，将史料所载人物当年语言，置予《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中，同样由那人物本人之口说出。她书中调遣的，不仅仅是主角丹东、罗伯斯庇尔、卡米尔，还有他们的妻儿、父母、姐妹，乃至岳父母、姨姐妹等等。正有如此众多人物频繁行走于小说场景中，故事情节才繁花似锦。小说里，时政风云的变幻与人物家常生活的琐事，缠绕勾连；政坛之阴谋、野心和人性的淫欲、贪婪，相拥齐舞。至于人物之间的亲情、爱情，那往往是女作家敏锐感触又擅长抒写之所在。《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或是点到为止、惜墨如金，或是用张狂性欲的粗鄙肉感，取代罗曼蒂克的含情脉脉。

　　法国大革命时代，狂暴占据着巴黎的时空。那年头，陈旧的法国封建王权已经坍塌，新生的社会程序又尚未形成。这个“空缺”，正是一个诱惑人性罪恶因子萌发，进而暴露无遗的时刻。《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描摹的就是那时代、那时空、那时刻的社会众生画卷。希拉里·曼特尔着墨于人性中“恶”的剖析，披露它潜藏于“自由”“平等”外衣内的阴险毒辣，考量它的发育过程，刻画它的张牙舞爪，思考它的生发基因。

　　在《一个更安全的地方》里，丹东说：“人生不过就是一系列精彩的机会而已。”“在阴谋的每一个层面，我们都会有迷惑人的幌子。”“你无法付得起说出真相的代价，没有人一定要知道真相，千年之后，也无人知道。”这几句话，不由使人想起某位著名教育家的研究理论：“不恰当的家庭教育，儿童的心灵会产生八种歧变的可能，其中的四种是自卑、说谎、权力欲、占有欲。”，或许，这正是希拉里·曼特尔在小说开篇，端出那番平铺直叙，絮絮叨叨冗长文字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