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毕业时，我不禁想起了大学期间曾使我获益匪浅的拿姆教授，他是我表演课的老师。大二那年我选修了一门表演课，但在高中时候我一次校园剧都没有参演过。对这种幕后戏剧专业，我本来是抱着玩耍的心态，却没想到即使是幕后，表演课也是必须的。

　　上课的第101天，我才发现我是班里唯一一个不是戏剧或音乐剧专业的学生。作为一名来自皇后区的笨手笨脚的爱尔兰天主教女孩，我竟然和苏珊·萨兰登以及乔恩·沃伊特（译者注：美国著名演员）上了同一所学校——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天主教大学，这似乎有些搞笑。上课的第一天，拿姆教授就用浓重的东欧口音告诉我们，我们要和我们的“内心”对话。

　　拿姆教授个子矮小，说话时手势很多。他在漆黑的舞台上来回踱着步子说：“今天，我们要排练一场关于人和人之间的信任的戏。”拿姆教授先选中了布莱恩，然后我们围着布莱恩围成一个圈。在拿姆的指示下，布莱恩闭上眼睛，放松自己的身体。同学们轮流扶着他，走过一个又一个人的身旁。

　　接着轮到我了。我闭上眼睛，感觉有同学的手轻轻地搀扶住了我。这感觉不错，可是没走几步，只听“啪”的一声，我摔倒在僵硬的木质舞台上。同学们屏住了呼吸，拿姆把我扶了起来，擦去我身上的灰尘。我是一个注定不会出现在百老汇舞台上的人。那一刻，我恨不得能找个地缝钻进去，太丢脸了，看来这一门课我是通不过了。

　　拿姆讲话时口音很重，叫我的名字时总是叫成杰西——卡。他每次叫我的时候都很开心，好像在和失散多年的亲戚寒暄；但是他给我出难题的时候更加开心。

　　一次，他让我们每个人都站在舞台中央，读取一罐汤的成分。每个人上去的时候，他都会大喊：“快乐的声调。”“恐惧的声调。”“悲伤的声调。”轮到我的时候，他调皮地看着我说：“啊，杰西卡，你呢？”他拨弄着他的手指，就像一个邪恶的科学家，“妓女的声调，像站在街上拉客一样。”我看着他，心想他一定在开玩笑，但是他只是示意我往舞台走去。我靠在墙上，尽力做出诱人的样子，用带着喘息声的声音慢慢地读着，一边读一边嘟起嘴唇：“脱水洋葱和鸡汤。”我在舞台上扭动着身体，期待他能大发慈悲，让我赶快回到我的座位上。

　　我想同学们下课后一定会嘲笑我：“我以为已经看到过最差劲的她了，想不到没有最差，只有更差。”

　　但是我错了。我刚走下舞台，全班同学就对我的表演报以热烈的掌声。那次以后，每次排练时，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想要跟我搭档，预料中的被嫌弃的场面一次也没有出现过。在食堂里碰到同学们的时候，他们也都很热情地跟我打招呼，模仿着拿姆的口音叫我的名字。我甚至和一些同学成了好朋友。

　　表演课的最后一天，我们催着拿姆告诉我们成绩。“我打分是根据你们的进步大小，”他说，“例如，这学期一开始，我一叫杰西卡，她就满脸通红，像个熟透的西红柿。”他笑着说，“但是现在我跟她说话，她只是脸色微红。我要给她A。”我非常震惊，我的同学们都是天才的演员，他却拿我当例子。

　　在拿姆的班上，他从来都不让我轻松。同样的，我自己也从不让自己轻松。我经常会想起他和那些同学们，以及我从他们身上所学到的的一切。那些经历激励着我一直奋勇向前，无论做什么，总是会尽最大努力，力求做到最好，包括横穿整个国家，报名参加马拉松，从电影制作跳槽到杂志编辑。虽然拿姆教授对我的教导没能让我成为一名演员，却使我终生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