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稻开镰、新米满仓，上海进入秋收时节。52岁的金山廊下农户陈民荣家，承包的600亩农田也泛起金黄，除了丰收的喜悦，老陈今年还尝到额外的甜头，所有废弃秸秆已被本地一家食用菌合作社提前订购，“家家户户的秸秆都给收去了，每亩地能多100元收入哩！”

　　目前，每年全市农作物秸秆约140万吨，“禁烧令”从源头上切断对空气环境的影响，不过如何将秸秆资源“变废为宝”？虽已有诸多尝试，也面临不少瓶颈。

　　一纸禁烧 切断污染

　　“以前为了赶农播种，秸秆都是直接烧掉。”陈民荣回忆，焚烧之举实属无奈：水稻收割后，相隔不到一周就开始播种小麦，秸秆留在田里会影响耕种，拉回家也无处安放，现在都用液化气、天然气，哪家还用秸秆生火煮饭？“图个省时省力，还是一把火烧了最干净，无奈但有效。”

　　“一烧了之”，对大气污染与环境影响不言而喻。陈民荣记忆犹新，“那烟味道很重，呛得人喉咙疼，离得近了眼都睁不开，还一直流泪。”市郊也曾发生过“偷烧”引起的悲剧：有农家疏忽大意“火烧连营”，误烧了别人的田头庄稼；有农户居住在下风口，因吸入烟尘以致窒息身亡。如果秸秆在路边不完全焚烧，大量的浓烟还会使车行道能见度下降，引发交通事故。

　　1999年，环保部就出台禁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规定，全国多省市陆续出台相关规定，采取“铁腕”措施。上海在《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中也明令禁止“露天焚烧秸秆、枯枝落叶等产生烟尘的物质”，每年下发“致农民朋友的公开信”明确禁烧要求，还出动公安警航直升机飞行巡查。

　　市郊各区也动足脑筋，例如在松江，农户焚烧秸秆将被取消承包家庭农场的资格，在浦东，禁烧秸秆纳入考核影响农户享受规模经营的财政补贴。目前，秸秆露天焚烧现象在上海得到有效遏制。在环保部的卫星巡查记录中，上海连续五年未被拍到火点，在全国名列前茅。

　　直接还田 有利有弊

　　有“堵”更要有“疏”。焚烧是肯定行不通，但又不能置之不理，上海每年140万吨的秸秆如何处理？

　　最普遍的方式是直接还田——把秸秆沤作土壤肥料。“总体利大于弊。”市农委农机办主任施忠介绍，适当还田能够增加土壤有机质和微生物含量，提高保肥保水、透气透光的能力，有利于作物生长和农产品质量。

　　据市农委统计数据，目前全市农作物秸秆直接还田占82%。2011年，上海出台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的扶持政策，明确对实施秸秆机械化还田给予45元/亩的资金补贴，对实施秸秆综合利用给予200元/吨收集处置补贴。今年，补贴额度分别提高至50元/亩和300元/吨。

　　直接还田也绝非一劳永逸，相反，负面问题逐渐暴露。一方面，秸秆在田里没有腐熟的时间和过程，秸秆中的病菌、虫卵、草籽一并埋入农田，导致病虫害几率扩大，增加防治难度；另一方面，如果要机械化深耕和整田，则直接增加生产成本。

　　因此有专家们提出，上海秸秆利用方式单一、层次较低，直接还田率高达82%，既为秸秆焚烧埋下了隐忧，又是资源浪费；也有农民发出“年年还田，过犹不及”的声音：“秸秆还田一般每三年一次为好，如果每年都做，就会‘损土’。”

　　综合利用 瓶颈待破

　　秸秆直接还田，只能作为禁烧的保底手段，真正处理还需探索综合利用的渠道。

　　农作物秸秆含有丰富的纤维素和木质素等有机物，利用方式之一是栽培食用菌。在金山廊下，联中食用菌专业合作社就是一个现代化的“蘑菇工厂”，使用秸秆作为基质料，陈民荣家的水稻秸秆便是被这里预订。“我们一个厂，就把廊下将近3万亩农田的秸秆全部收走，订完了都不够，还要去周边地区再收购。”公司负责人透露。

　　施忠介绍，2010年全市几乎没有还田外的秸秆综合利用，至2015年，五年内还田外综合利用量累计为43.7万吨，包括用作牛羊饲料、食用菌基质料、有机肥、生物质能源等。“但每年利用量不到总产生量的10%，而且比例不协调、途径也不是很多。”

　　上海市资源综合利用协会的调研报告也予以佐证，目前本市秸秆从田间到企业的直接利用不足两成，“主要用于饲料、有机肥和食用菌基料，能源化秸秆成型颗粒产业刚起步，金山、奉贤、崇明的一些民营企业在艰难中探索前行。”

　　瓶颈，在于秸秆收购难、贮存难、运输难、成本高。由于生产季节紧，收完水稻后三五天内就要播种小麦，收集秸秆的时间非常有限，同时上海农作物区域布局分散，也增加收集难度。此外，上海经常下雨，潮湿气候下秸秆容易霉变、腐烂，而且市郊的储存场地的租金较贵，电价、运价、仓储费等居高不下，以致本市多家秸秆回收利用企业关闭。

　　上海模式 因地制宜

　　在国外，秸秆应用于发电、加工建材、制造家具板材等多领域，我国北方产粮大省也有将生物质制乙醇的成功案例，不过在很多专家看来，上海既没有产粮大省企业的规模优势，也缺少建设大型秸秆发电项目的条件。

　　足见，秸秆的综合利用还需因地制宜，寻找经济与技术可行的“上海模式”。

　　“根据上海的特点，不适用大规模的秸秆工业化利用，小范围内运输、储藏都较容易，就地取材也能减轻成本，让百姓获利。”施忠设想了一个成本较低的“内循环”，例如以市郊某一家养殖场为中心，将周围的秸秆和自身畜粪结合处理，生成沼气用于养殖场的发电和供热。“这在崇明已有尝试，既能解决养殖场畜粪污染，又能利用周边地区的废弃秸秆，同时补给养殖场消耗的能源。”

　　市资源综合利用协会专家顾定槐认为，上海地区秸秆等生物质资源化利用的潜力较大，要支持生物质能产业健康发展，其突破口是“秸秆颗粒项目”，用于在部分企业的锅炉清洁燃烧。“优先应用于‘菜篮子工程’等民生企业的锅炉清洁燃烧，也可用于远郊天然气管网尚未通达地区的锅炉燃烧。”

　　根据有关规划，至2020年，全市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从2015年的92%提高到98%。“确保机械化还田托底，鼓励秸秆在肥料化、基料化、饲料化等综合利用，开拓生物质能源、建材等工业化资源利用，促进农民增收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促进上海空气质量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