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某日，有朋友焦急地找来，说晚报记者写了文章，建议对民办初中也采取电脑摇号招生，不得选拔；或者规定自主选拔生源的民办初中不享有示范性高中的“名额分配”计划，以此激励更多孩子就近入读公办初中，少点补习、赶考。孩子今年小升初的朋友情绪激动：“如果是真的，我家不是白投入这么多补课费、孩子也白辛苦了？难道又要去拼学区房？还是只能拼爹？太不公平了！”

　　查得文章是旧文，又搬出很多理由来说服朋友不要轻信，她仍然宁信其有：“家长群里说得有鼻子有眼，记者不是有小道消息，就是替政府出台政策来吹风的！”明明，她家境优越，孩子成绩不错，进一所排名中上的学校毫无问题，却在纠结焦躁中脱口说：“进不去某校怎么办？她以后的人生就完了！”

　　这一周，“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再度成为两会上上海代表委员的热点话题之一，市委书记感慨“孩子们太苦了”，给出了净化整顿教育培训市场、不让资本左右教育、绑架教育的推进减负“新药方”。听到这样的消息，那些被补课掏空了腰包、心疼孩子补课辛苦的家长会有一阵认同和欢腾。也有人仍是焦虑不安：“补课还是有效果的，没有专业机构难道让家长给学生上课？”“你敢为了孩子现在的快乐而拿他们的未来竞争做赌注吗？”……

　　有调查显示，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中小学生在校外补课者占70%以上，教育培训是最兴旺的朝阳产业，补习价码年年上涨，家长们一面愤愤于补课机构的黑心黑肠，迷惘于补课的效果究竟如何，一面宁愿自己节省用度，一掷千金万金，将哪怕满心不情愿的孩子送进大小课堂，“短板”科目当然要补，擅长的科目更要超前学才能保住优势，第二名指望通过补习变成第一，第一名因为恐惧会落到第二而继续补习。

　　2016年两会，因为市委书记的关注和政府持续一年的投入和用力，上海的儿科门诊萎缩、孩子看病难现象大大缓解，还为全国的儿科建设发展破题带了个好头。也因此，在被点名之后，因为多头管理、责任不明而多年乱象环生的中小学课外补习市场能够在2017年得到整治，秩序转好，乃至形成长效机制，甚至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为同样混乱的全国各地培训市场的治理作出示范，也是可以期待的。

　　不过，期望以此一举为孩子“减负”，恐怕失之简单了。

　　今天中国的父母，都是被贫穷的恐惧、竞争压力和不安全感驱动着，高速奔跑了30年的一批人。即便国家经济总量已成世界第二，即便都市中一部分家庭积累起的财富已足够让下一代衣食无忧，对于教育和成长也能滔滔不绝论述得“绝对正确”，但化为行动，那样刻骨的焦虑与奔跑的惯性，依然阻止了他们对于人生自由的认知和选择力。在这个时代和东方等级文化土壤里滋生的课业负担过重，已不是教育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心理问题，短期之内，怪圈无解。不论怎样改革、治理，都不能急于事功、急于求成；政府与社会都当积极有为，求“缓”并且求“解”，不可能简单地毕其功于某一役。

　　在社会发展领域，认识到有些问题比较复杂，也许我们才会更有耐心和理性，理气顺肠，等待时间显效，逐渐缓解乃至治愈我们的狂躁或焦虑症。大人没毛病，孩子才能真减负、健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