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离二院也就10多公里的距离，但总是觉得那是一个梦乡，再走近抵达的已不是童年的家园，已经没有了满院的鲜花和蔬果。小时候，我暑假常在市区的奶奶家度过几周，回家时，一走进我们的大院，就觉得满目翠绿。盛夏时的红扁豆花和丝瓜藤上的黄花开得最盛，牵牛花和地雷花仿佛早晚轮班，你开我谢，我开你谢。底楼人家的园子虽都不大，但桃树、樱桃树、桑树、榆树、无花果树、迎春花等等也颇能让孩子获得些对植物的认识。再回眸，已不再叫二院的大院，楼间的空隙处都已被水泥封住了。只有在午夜梦回时才能见到曾经鲜花盛开的二院。

　　二院，其实从来都不是一个正式名称，而是上海水产学院家属宿舍的简称。几十年后，当我们这些曾经的二院孩子在微信上重聚时，群主规定，群内昵称要写上自己曾经住过的楼室号。这让很多人颇有些为难，因为我们多数人家在这个院子里不止一个住址。我家在这个大院就曾住过五处。和其他大学宿舍差不多，随着家长年资的增长，住房条件会不断改善。我们家就从平房换到了楼房，从一间房换到了两间房，从合住的两间房换到了独用的两室，再到三室一厅。写哪一个呢？经统一意见，大家把时间定格在了1972年，以这年为准，当年住在哪里，现在就写那个楼号。于是我就写下了6排9号。

　　1972年，对于二院是一条年代分隔线。之前，我们的父母亲虽有下工厂赴农村的经历，但最远也就在崇明岛，隔些日子还能回家。父亲在上棉十九厂翻三班劳动时，还曾利用厂休让我逃学逛公园。我也曾在幼儿园闹过“我爸爸是农民”的笑话。当时我真不知道父亲是个大学教师，整天听他讲养猪种菜的故事。父母双双都下干校的二院小朋友，就被接到了学校的“抗大学习班”去全托。我们家因为有母亲在家，孩子没有这种资格，我还特别羡慕小朋友们的群居生活，想象中他们一定从早玩到晚，可以在双层床上跳来跳去。

　　1972年，上海水产学院突然变成了厦门水产学院，我们也突然和此前一无所知的一个滨海城市联系到了一起。于是我们二院很多从同一所托儿所、幼儿园、小学共同成长的孩子不得不分开了。有些父母原本就不是上海的家庭就全家搬迁到了厦门，有些夫妻分居两地的家庭也共赴厦门，有的家庭却开始了分居生活。我的邻居思梅一家用草绳牢牢捆住所有的家具，留下了空荡荡的6排5号。我们这些留守儿童快速成长了起来。

　　父亲南下之后，我家从6排的平房搬到了楼房，我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学会了划火柴，终于点上了煤气灶。从新邻居那里借看了第一本大人书《高玉宝》，移栽了邻居家的茄子和金铃子，自己学着种菜种花，喂养了三只智商很高的鸡，为了可爱的蚕宝宝到处乞讨桑叶。我们在鲜花盛开的大院里自我成长。终于等来了团聚的日子：1980年学校终于返沪了。我和思梅再见面时，兴奋而又矜持，她的普通话已带着略微的闽南音。春风又绿江南岸，梦中听到了那年花开的声音。

　　十日谈

　　老院子

　　小屁孩的欢乐时光，请看明日本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