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来，一个全新的地名——“雄安新区”横空出世，吸引了全社会的关注。

　　“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八个字，清楚地描绘了新区的分量及其意义。而从“起步区面积约100平方公里”到“远期控制区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则相当于为新区规划“画了一个圈”。

　　当然，具体规划的编制比这要复杂许多。但在这样一个互联网时代，人们似乎期待着新区建设赶上互联网时代的效率与速度。短短几天内，炒房团、投资客已经在新区所辖三县闹腾了个遍，在当地全面冻结房产交易的背景下，当地房价竟然凭空从单价几千元蹿升至两三万元。

　　这是对新区规划建设的一种严重误读，也是对城市建设的一种偏颇认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任何城市的形成都是渐进的、逐渐嬗变的。哪怕这座城市一开始就像一张白纸，可以按规划进行建设，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事实上，除了中国眼下仍在进行的城市化扩张，世界上大多数城市都不具备雄安新区这样的优势条件，可以“把每寸土地规划清楚”才开始动工建设。只要稍微了解人类城市的历史与沿革，便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三联书店“新知文库”里有一本《城市的故事》，讲述的就是城市从“最早的出现”，一直到今天的演变。

　　作为人类文明的典型产物，城市“展现了人类所有的成就和失败”。按照书里所说，今天地球上有近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而到2030年，生活于城市的人口很可能达到三分之二。而如果考虑到发生在中国的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运动，相信这个时间表还可能提前。作者引用温斯顿·丘吉尔所说的一句话，“我们塑造城市，城市也塑造我们”，来描述城市在人类事务中所承担的重要角色——“使我们成为我们自己”。

　　除了对城市是“如何开始的”以及“在哪儿开始”等问题进行历史考古，本书作者约翰·里德还谈到了城市建设的不同模式及其利弊，而这就涉及城市规划。城市规划并不是现代产物。当然，现代城市的规模及其建设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了古代城市，所以更加需要科学地规划。

　　科学规划的意思，说白了就是少一些行政主导，多一些专业判断。例如本书提到的大约公元前5世纪希腊城市米利都被波斯军队攻陷、毁坏后的重建，就体现了超前规划的思维。这座城市由希腊建筑师希波达姆斯负责总体规划，其规划并不是管五年、十年，而是当它“成长为一个五百年后在罗马人统治之下的八万人至十万人的城市时，它（规划）仍然是适应的”。这是多么令人赞叹的杰作。

　　从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纽约于19世纪50年代末如何在城市沙漠中建设出中央公园，伯明翰于19世纪70年代又是如何开始推行公共房屋计划，以及斯德哥尔摩于1952年公布的总体规划中，努力地想做到“任何一个公寓区距离一个地铁站不超过500米”……这些历史经验，为现代城市规划提供了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案例。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城市是解决问题的手段，而不是制造麻烦的根源。”雄安新区的“新”，就是要围绕中央提出的七个方面重点任务，广泛听取专家意见，秉持科学精神与专业原则，一丝不苟地做好各项规划工作。千年大计，始于足下；国家大事，细节决定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