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恢复高考40年。有40年了吗，悄然逝去的时光瞬间涌回眼前。我曾是被裹卷在中国两波历史大潮里的水滴：一波是上山下乡，2300万青年从城市到乡村大迁徙；一波是1977、1978年两次高考，1180万青年奔向考场，与分别只有5％和7％的录取率拼死一搏。

　　半年里两届高考我都参加了。是的，被打入属于95％的失败大军后我又咸鱼翻生，成了下一年7％的幸运儿之一。与后来不断提高，近年已达75％的录取率比，那两届高考无疑一道独木桥。

　　1977年的高考是中国高考史上唯一的冬季考试。8月，复出的邓小平决定恢复因文革中断11年的高考，正式开考是12月10日。这一天，570万人踏进考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下乡知青。

　　我的考场在皖南一个农村小学，那一日风雪交加天色昏暗，裹着棉大衣在敞篷卡车上抖索了一小时后，和一批农场考生坐进四面漏风的教室，桌面坑坑洼洼，钢笔在纸上一戳一个窟窿都不算什么，和所有人不同，我发现自己的双手已被冻僵，手指痉挛着，整整半小时无法伸开。挤在一张小课桌的男生同情地看看我，就开始顾自奋笔疾书。

　　结果可想而知。

　　其实老天爷不开这玩笑，我多半也考不上。我常说大学之前我只上过五年小学，“复课闹革命”后中学四年，念的主课叫作工基农基（工业、农业基础知识），然后就是到工厂和近郊去劳动。

　　春节将近，农场照例会用卡车或大巴把知青送回上海休假十来天。我写信给父母说，这次不回家了要留下来复习功课。

　　后来才知道这封信吓坏了我妈，她怀疑我是否想不开要自杀，拿着信跑到还是郊区的浦东党校找在那里学习的老爸，两人赶回市区挂长途。已调到场部的我当晚正巧走开，接线生找不到我，于是方圆几公里内农场各连队的喇叭都响了，只听广播员急促呼唤：余云长途电话，余云长途电话！请快到场部总机室来……

　　夏天到来之前，我意外地收到一封上海来信，信封里只有一张上海戏剧学院招生简章。信封上的笔迹出自一个中学女同学的姐夫G，他是“文革”前的上戏研究生。在同学家认识，他知道十几岁的我看过从被查封的图书馆流出的不少小说。后来他说，见到招生简章时想起我，就随手写了个信封丢进邮筒。

　　命运之神“随手”降临了首个贵人！

　　我和一个女友（后来成了陈凯歌田壮壮北影同窗）忐忑地站在党委书记面前，说艺术院校招生了，我们要到上海去考试。胖胖的书记是上海下放干部，微皱起眉头：我们没有收到文件啊。“你看，艺术院校提前单独招生，上海报纸都登了！”刹那间书记眼里闪过什么——想起了远在黑龙江的女儿？只见他挥了挥手：好啦，去吧去吧！

　　像拿到大赦令，我们赶紧搭农场卡车回到上海。一连串的报名和考试细节不太清晰了，只记得除了考政治、语文、文艺常识，专业课的初试、复试就是不断地写文章：命题作文，看画编故事，看电影当场写评论……最后一关是面试。

　　自我感觉表现一般。有个老师问了几道中国古代史题目，我一半答不上。主考官——后来我的编剧课导师问了最后一个问题：你是非要上戏剧学院呢，还是什么大学都可以？

　　我的回答是后者。虽然这极不讨巧——但这是我的心里话，任何一所大学要我，我都会乐疯了！

　　上海的酷暑，第一批录取名单公布了，没有我。

　　父母急了，辗转打听，了解到我的考试成绩排在蛮前列，校方的疑虑是：体检单上我身高165公分，体重仅44公斤。

　　恰巧——为什么这么巧呢，党委副书记到上海开会，我妈赶到招待所，请他到学院为我陈情。

　　这几天夜里我一直在想象，高瘦，有一种不怒而威军人气度的副书记是怎么坐着吉普车进了校园引来诧异眼光；又如何用带着安徽口音的沙哑嗓子说：我来了解一下农场考生的情况，如果没希望录取，我们要动员她回去工作（那时我已在上海待了两个多月）。当校方老师指着那个划上红圈的“44公斤”，表示担心我体质太弱难以适应学业压力，他沉稳地说了那句关键性的，一锤定音的话：她的身体没有问题，她可以在农场劳动，怎么就不能念你们的书呢？

　　你不相信有这么好的党委副书记？

　　上戏在华山路，戏剧文学专业那年从近两千名考生中收了21人，每个能走进那座红楼的同学都心存侥幸。隔着40年的月光往回看，那条幸运之链环环紧扣环环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