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国庆前，岳父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

　　岳父是一位知名作家，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文学》副编审。从工人到作家，他的一生，就是成功的传奇。 

　　岳父解放前出身于安徽的贫苦家庭，十四岁到上海做童工。解放了，劳动人民当家做了主人。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非常注重在普通工人、农民中选拔、培养文学创作者。岳父就是这个时代的典型，从普通工人成长为专业作家。因此，在内心深处，他对党、对新社会充满感情。

　　记得1986年的国庆前，我作为“毛脚女婿”第一次上门，岳父心情极好。倒不是因为我，而是他新近入了党。后来我才知道，岳父虽然是新中国培养的“根正苗红”的作家，却20多年未能入党。但他矢志不逾，终于实现了夙愿。当时，岳父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入党打算。当得知我尚没考虑时，岳父严肃又真诚地告诫我，应该有入党的要求。初次登门，就接受了一次党建教育，虽然出乎意料，但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经过努力，不久我也成了一名党员。

　　岳父解放前只读过三年书。而他仅仅用了四年时间，就实现了华丽转身。之所以能发生这种奇迹，既归因于国家的培养，也受惠于老一辈编辑、作家的无私的提携。哪怕是点水之恩，岳父也一直铭记在心。

　　他曾多次谈起与我外公严独鹤先生的交往。上世纪50年代末，岳父拿着作家协会的介绍信，前往上海图书馆。时任副馆长的外公热情接待了他，除了满足借阅的要求，还亲自陪他参观了图书馆。这小小的情谊，几十年来岳父却念念不忘。

　　有一次，他拿出一本刚收到的文集，兴奋地递给我看，问我是否知道作者。我看了扉页：“罗洪著”，坦言不了解。岳父略有失望，便详细告诉我这位百岁作家的情况。原来，罗洪女士不仅是与鲁迅同时代的作家，更是岳父在《上海文学》杂志社当编辑时得到她悉心指导的前辈。岳父已年届耄耋，早已是资深编辑，但谈起罗洪，就像小学生谈论老师，感激之清溢于言表。

　　岳父从事文学创作达60年。这与其刻苦努力和极强的事业心是分不开的。

　　即便在退休后，他仍一直坚持写作。“蛰居”青浦区中国福利会养老院后，本该颐养天年，然而他却宣布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决定：写一部长篇小说。每日笔耕不辍，不完成“爬格子”的指标，决不休息。

　　匪夷所思的是，岳父是把多个纸板箱，叠成一个“书桌”，就在这“夜壶箱”大小的纸板上，历时一年多，践行诺言，终于完成了他最后一部长篇小说。

　　我曾多次建议，添置一个小书桌，他总是付之一笑；去年夏天，一家报社通过我请他写一篇对养老院生活的感想。我信心满满地去电，没想到他却谢绝了。他在电话里反复说：“我都八十五岁了，八十五了……”。当时我很不理解，八十五岁与谢绝约稿有何关系？又为何钟情于纸板箱？现在我恍然明白了：岳父是预感到自己来日无多，要排除对创作时间、创作思路的一切纷扰，只争朝夕地完成创作计划，留书于世。这体现了他视写作事业为生命的崇高追求。

　　岳父终于无憾地远行了。他不仅留下了此生最后一部作品，更留下了爱党、感恩、敬业的精神，激励着我们后辈前进。一路走好，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