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更看重他能把自己的爱好与工作结合在一起，为宣扬传颂中国文化生发聪明才志作出种种努力。1989年，晓军毕业于上海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在新旧诗歌创作上很有天赋，而进入上海市文联工作后，多年在《上海戏剧》杂志社工作，看似爱好与工作发生了矛盾，但他却把两者结合得很好，他用他擅长的形式，道出他看戏的观感，感叹人生的变化异常，赞扬自古以来的真善美，弘扬中国传统戏曲的精髓，于是，他的《有戏人生》，成了“人生有戏”。

　　而我更看重他能放眼于广大读者观众，雅入俗出地去推广文化精品，大大地扩大了读者群体，因而也大大地扩大了受益面。传统戏曲和旧体诗词虽是中国文化中的独特风景，然而随着时代的进展，不可否认地越来越小众化了。晓军看戏剧写诗词，对经典精品有独到的见解，在创作旧体诗词上，无论从格律的严谨到意境的深远，早已拥有不少“粉丝”，他却偏偏还要逐一简练明白地写出这些戏剧经典精品的剧情介绍和自己创作的旧体诗词的白话全注，看似画蛇添足，实是热心地在为普通的观众和读者着想，普及了中国戏剧尤其是戏曲中的经典精品，同时，也普及了旧体诗词。我从事的是影视创作，晓军看过的一百多部戏，我只看过很少几部，其他的虽常闻其名，但也只知道个大概，我看《有戏人生》，那些剧情简介就成了我的“戏典字典”，并以此才能继而看明白晓军用旧体诗词写成的看戏感受，不明处还有他的白话全注。

　　我也注意到了晓军的“古为今用”，他在推介汤显祖《邯郸记》卢生的奇遇时，从卢生的黄粱美梦中突然笔锋一转，发出询句：“若把一生中能遇上的好事，都让你在一个时辰里遇上，你愿意吗？”他在推介《赵氏孤儿》时，写道：“新版《赵氏孤儿》上座不高，观众不多。有人分析原因，主要是这个程婴‘不可信’、‘理想化’。不过，我们恰恰可以从这种‘不可信’、‘理想化’中发现，‘不可信’、‘理想化’正是戏剧的一种高贵品质——戏中的精神，往往正是当下所缺、所见的。义，曾是中国人的宗教。如今，它在哪里？”晓军的针砭时弊，只是点到为止，让人去反思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