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校园里，常看见墙上的讣告，那都是些沉痛的宣布，告诉你，又有一个名师或者非名师离开了，不会再在这校园里行走。

　　去年十月，我在校园里走着，听见孙老师在远远的文苑楼前喊我，我走过去问什么事，他说，一月份的时候，他在巴黎，托密特朗图书馆一个小青年把他的手机号告诉我，小青年认识我女儿，想约我喝咖啡，我怎么没有打电话给他？我说，没有收到啊！于是我们就聊了会儿巴黎的冬天和阴沉沉的天气，还说，如果下次有机会同时在巴黎，一定要一起喝咖啡。孙老师是国家重点学科的领衔教授，在比较文学里很有位置，精神一直抖擞，可我不知道，他那时其实已经癌症晚期。

　　他艰难地度过年底，走进新年，春天还没有真正到，名字已经在墙上的讣告里。他对学校是重要的，对他的学生也重要，总听说他对学生有严格的要求，可他对我而言，留下的更是一次途中的交谈和一次咖啡相约。我和他不是一个学科，可是我敬重他的专业成就，敬重他的学术名声，也很感谢他在巴黎的时候郑重其事地托人带电话号码给我，于是，这便成为我看着墙上时很温暖的难过和想念。

　　陈老师教古典文学，当知青时和我在一个农场，其实我小时候就看见过他，他舅舅住在我家隔壁，他偶尔会来舅舅家里玩。他舅舅是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他长得像舅舅，也是高高大大。但是我没有告诉过他小时候看见他的印象，也没有告诉他，在农场，我经过他的连队，突然看见他高高地挑着担子一丝不苟地从大堤上走过，我都没有告诉，我们就这样同在一所大学，一个文学系，他讲他的文学，我教我的文学，偶尔交谈，是问问他舅舅身体好吗，他表妹好吗，她表妹是我的小学同学，别的都不说，淡淡地交往。他的名字突然出现在墙上，吓我一跳。后来别人告诉我，他是在学校组织活动，夜晚娱乐，唱着歌倒下的。旋律还在优美进行，他却很飘逸地失去知觉。他嗓音很高亢，为人也热情、大气，生命唱着歌猛然停住，也属于十分优美了。 

　　我当知青时，因为有点儿会写作，被借调到《汉语大词典》编写组去。那是中国现代最大规模的一套辞书，名教授云集，那些名教授被“文革”作弄，好不容易有了这样的参加资格，个个小心翼翼，埋首于撰写，没工夫，也可能没兴趣和我们说话。其实他们也的确没什么可以和我们说，我们几个都是知青，是被借调来当成象征的，意味着，这样的辞典和大书籍工农兵也有资格参加。

　　我们在一个单独的房间看鲁迅的书、茅盾的书、郭沫若的书……从里面选择我们以为有用的词汇，写到卡片上，供教授们编写参考。

　　李老师那时只是个助教吧，他右手不好，写字用左手，可是左手写的字很漂亮。他是教语言学的，也在参加编辞典，他应当是除我们之外最没有“资格”的一位编写者，而那些被“文革”作弄过的名教授，无论如何，一旦进入了专业和学术，就总隐隐地显出了地位和权威，很多时候还显出无庸置疑。

　　李老师和我的交往是从向我借钱开始。他孩子多，经济紧张，每个月过了二十号就来向我借钱。他轻声在门口喊我一声，我走到走廊里，他便凑在我耳边很局促地说：“小梅，你能借五块钱给我吗，我买点饭菜票，下个月发了工资就还你。”我二话不说就借给了他，那时我每月工资是三十三元。李老师每天中午都是第一个去食堂，买两个馒头，一碗汤，大口地吃着，我总是坐在别的桌上，不好意思走过去，让他看见我在看着他的饥饿。

　　五号一领了工资，他就来还我，谢谢我，我说不要谢。差不多持续了一年多。后来恢复高考，我初中毕业，根本不知道怎么参加高考。高考要考作文，我就写了篇作文给他，请他帮我打个分，看看这样写可以吗？过了一天，他把作文递给我，仍旧是用借钱的轻声语气告诉我，写得很不错，应该可以得九十分的。

　　后来我考取了大学，毕业后和李老师在一个系，渐渐成为作家，他好几次对我说，你出了很多书，啥时候送两本给我读读。我答应了，可总是我带去了却没遇见他，遇见了，又忘记带，最后没有送成。直到看见墙上他离开的消息，我才批评自己。他给过我一个多么重要的分数，让我信心十足，我去考试时，心里想的就是，李老师说我可以得九十分！ 

　　李老师给我的九十分已经不朽。虽然他不是名教授。虽然很多讣告里的都不是名教授，但是他们都是一所大学的墙，围起着牢固，围成学问，无人推得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