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财政部、监察部、审计署联合发出中央金融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管理办法，要求不得超标准购买公务车辆、豪华装饰办公场所，超标准报销差旅费，用公款购置、建造、装修私房，用公款进行高消费娱乐活动，用公款支付应当个人负担的各种名义的培训费、书刊费，公款支付各种理疗保健、运动健身和会所、俱乐部费用，虚开会议费发票及虚购物资材料等名义套取现金、用于职务消费，以各种名义发放用车补贴等，设置了“十二条高压线”。

　　禁令下达，人们拍手赞许。笔者近期在晚报评论版议论过职务消费问题，相关规定又密集出台，看来职务消费受控是反腐倡廉的一个难点，一个关注点。国企负责人是一群特殊的“企业家”。他们既掌管着企业，又有“官员”背景，本质上，国企负责人被视为官员，恐怕更为合适。国企负责人同官员一样，消费的其实也都是公共财富资源。而金融企业管理者，比之在党政系统内的同级官员，收入要丰厚得多。而我国的市场化进程中，经理、董事长选择的市场化水平明显低于发达国家，一张“任命书”决定一个高官的“财运”是实际存在的。

　　既然称为“职务消费”，其“对与错”、“罪与非罪”的界线较难划分。即使执行了，“变通”的空间依然不小。比如“豪华装修”，何为“豪华”，标准是什么？因此，如今的购置公务车已经具体到“什么牌子”，什么排量、什么价位，才具有“操作性”。

　　制度具有“刚性”特征，关键在执行。习近平总书记说，“打铁还得自身硬”。遵守制度规定，首要的是领导先行一步。例如职务消费，主要由领导的行为引出，企业负责人有这种需求（也允许制度范围内有这种需求），一般员工有多少职务消费？而执行这种制度的难度在于：央企负责人拥有该单位“人财物”的支配权、审批权，各类报销单据的签字笔，在他手中。于是，职务消费的受控，一定意义上需要相关的负责人“自我觉悟”、“自我约束”、“自我净化”、“自我革新”。

　　末了，制度可称为“台面上的游戏规则”，社会上还盛行“台面下的游戏规则”，即“潜规则”。我们需要直面潜规则泛滥的“社会痼疾”。再以职务消费为例，这类消费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按制度规定的职务消费，社会是允许的；第二类是过度膨胀的职务消费，我们应该予以制止和纠正；第三类是巧立名目、变换手段、更为出格的“职务消费”，我们应予以坚决反对、勇敢举报。而后两种行为常常会以“潜规则”面貌，“予以放行”。这，说到底是一种制度外的“特权”。十八大报告说：“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必须自觉遵守廉政准则”，“决不允许搞特权”。可以这样认为，反腐倡廉的成功，很大程度上看我们反制度外的特权“反了没有”、“反得彻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