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3 年1月起，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开始实施，其中再次明确了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1万元以上的，将追究刑事责任。

　　受贿和行贿是对孪生兄弟，他们是一种难以割舍并相互利用和依赖的利益交换关系。但在高涨的反腐声浪中，二者间的交易则开始从公开、半公开转入了“地下”。尤其是国家官员，越来越注意自己的“形象”，追求收财的“体面性”，出现大量托事与收财分离的现象，这确实给司法认定带来了某些难题。

　　而根据我国法律规定，除了强索财物外，一个官员要构成受贿罪，必须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取财物并符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条件。而在生活实践中，受贿者更加注意寻找“安全通道”，以增大非法活动的“安全性”。于是，减少甚至避免受贿者与行贿人的直接接触，间接进行财物交易，便成为时下受贿者的“理性”选择。

　　如今，在受贿者与行贿人之间，已出现了一群专司联络、议价、送货之职的“中间人”，而且，随着国家管控力度的增强，这一人群的数量还在扩大。他们的“成人之美”之举，不仅获得了某些道义上的自慰，常常还能取得各方赞许，甚至获得种种利益上的回报。

　　官员腐败在法律上虽常由受贿与行贿双方组成，甚至还包括了介绍贿赂的那些“中间人”。但我们却不能认为“受贿的根源在于行贿”，更不能以为对行贿罪与受贿罪实行同罚，甚至重罚行贿，就可以从根本上控制住官员腐败。

　　从实际情况看，一些官员缺乏理想和信念，公权力没有分权、制约，始终是腐败现象的总根源，需要从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完善才能予以根治。

　　实证研究表明，腐败犯罪机会的增加和犯罪成本的降低，是促使一些官员前“腐”后继、胆大妄为的主要原因。因此，在进一步加大惩治严重行贿犯罪力度的同时，如何完善公共权力的配置、结构和制衡制度，如何健全公务人员腐败犯罪的“早发现”机制，始终是一个需要重视并尽快付诸实践的问题。

　　通过个案分析，人们发现，在惩治官员腐败的司法对策中，重刑的作用也越发显得微弱，腐败官员关心的不再是拘捕法办后的处罚轻重问题，他们更关心一经实施受贿等不法行为后，是不是会即刻案发，或者被告发后，有关部门和司法机关能不能做出证据确实充足和案件成立的认定。

　　因此，新年刚刚开始的严厉打击行贿司法行动，一定不能看作是遏制官员腐败的主要手段和途径。为了有效控制官员受贿，司法机关更应该善于将行贿与受贿的“利益联系”进行隔离，实行区别对待。要将受贿官员作为惩治重点。使他们缺乏“安全感”，并逐步消除其“不可能案发”或者“可以逃脱”的侥幸心理，从源头上遏制住官员贪腐的动力，减少腐败行为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