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6日是李一氓同志（1903-1990）诞辰110周年。李老既是一位著名的革命家和社会活动家，又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在他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从事过地下工作、军队工作、保卫工作、政权建设工作、宣传教育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和外事工作，以百折不挠、襟怀坦荡、博学多才而为人们所崇敬。李老于1975年调到中联部担任领导，此后的十年我有幸在他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工作，对他的学者风范感触至深。

　　李老树立严谨治学的榜样。他不仅善于从政治角度，而且更多关注运用科学方法研究国际问题。他经常对我说，研究苏联问题要从该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要把握全貌，要了解它的历史，要有发展的眼光，又要把苏联问题同整个国际关系和世界局势联系起来加以思考。记得1981年初李老召开过一次会议，提出将我国“文革”以后几年苏联出版的有关中国的书籍归总一下，看看那里究竟讲了些什么东西。我们用半年时间编成了一本十万余字的《简介和论点提要》。从编选原则、体例直至封面设计和字型选择，都是经李老反复斟酌并在他的指导下完成的。他还亲自动笔，写了一篇气度恢宏、极富特色的前言，注明时间是1981年8月18日，当时李老已是七十八岁高龄了。

　　李老在中联部工作期间的卓越贡献之一，是实现了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拨乱反正。从1980年中至1981年初，在他领导和乔石副部长参与下，组织专门写作班子，向中央报送了涉及世界革命形势、国际共运大论战、欧洲共产主义、三个世界划分和存在的问题、苏联经济发展情况及其前景、新建的左派党和组织的情况和我们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等六篇重要文章。他还将他关于国际共运问题的一些思考，于1979年10月在中央党校做了题为《关于国际共运问题的讨论意见》的报告。他见解新颖独到，理论性强，紧密联系实际，加之语言精辟，报告深受欢迎。

　　李老对后辈寄予厚望。他将所著《一氓题跋》、《花间集校》等书，都曾亲笔题字赠给我。他非常细心，签名盖章之后，惟恐印章油墨未干，还特意撕开一小块粉红色吸水纸覆盖着，免得弄脏。1982年中，有关部门将中国外交史纲初稿“送请一氓同志审阅”。李老让我先看看。我阅读并提出看法之后，经他审阅、斟酌、修改，将意见送出。李老在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会议上的讲话和有关文稿，有时事先也让我过目，使我获益匪浅。

　　李老平易近人，许多职级不等的同志向他索要毛笔字条幅，他总是欣然挥毫相赠。1985年李老借古喻今，选择韦应物的《滁州西涧》，为我的曾在滁州工作、时任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的长兄俞远书写了条幅。

　　我从各种史料中得知李老孜孜不倦、随遇而学的故事。例如在皖南期间，新四军军部（他任秘书长）迁到歙县的岩寺，他想起明朝李日华《礼白岳记》关于岩寺的记载，尽兴抒怀。在苏皖边区，他开始搜集字画、瓷器，偶获刻有“小松所得”字样的笔筒，系黄小松遗物，爱不释手，相伴终身（所有这些字画文物后来都捐献给了国家）。1943年秋冬，他在苏北淮海地区主持工作时，为了丰富文化生活，曾亲自组织一个京剧团，他本人还将当时在延安作为整风学习文献的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改编成京戏《九宫山》连场公演，曾轰动一时。

　　李老一生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这是他数十年来刚正不阿、言必行行必果之源泉所在。直到晚年，李老仍保持自己动手查阅资料、撰写文章的习惯。他的文字清新活泼，不落俗套，自成风格，古籍专家们赞扬他“学问可佩，为人严谨，言之有物，精彩难得”。作为诗人和书法家，他是郭沫若的挚友。他高度评价郭老的非凡成就，同时也坦然指出其不足。他以思想和学术为纽带与乔石同志的忘年交，久已传为美谈。

　　李老的高尚风范最后集中地体现在他如何对待身后而留下的感人肺腑的遗言中：“我的后事从简。只称一个老共产党人，不要任何其他称谓。不开告别会和追悼会。火化后我的骨灰撒在淮阴平原的大地上。”这是1990年10月27日他在北京医院病房面对前去看望的乔石、郁文夫妇，留给乔石同志的委托。李老逝世后，乔石同志曾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影响很大的文章《一位令人崇敬的老共产党人》。这里要提及一个新情况。今年1月李老之子李世培同志与我们商议李老诞辰110周年纪念活动事宜，正准备请教郁文同志，孰料郁文同志突发脑溢血，于1月28日不幸逝世。

　　李老的高尚情操和学者风范，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