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看到‘自由迁徙’这个词。其实自由迁徙已经是中国大规模城镇化进程中的现实，农民工虽然实现了自由迁徙，但没有享受到公平的待遇，背后是制度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全国农民工超过2.6亿人，其中到本乡镇以外地方打工的农民工超过1.6亿人。前年全国雇主或单位为农民工缴纳养老、医疗保险的比例仅为13.9%、16.7%。

　　在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律师协会《广州律师》杂志主编陈舒看来，自由迁徙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而目前农民工不能公平享受到基本公共服务，是一种社会不公。

　　户籍制度是自由迁徙的第一道障碍。然而，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社保、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以及城乡分割的社会管理体制是更深的鸿沟。计划报告提出，要使在城镇已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工及其家属有序转为城镇居民。

　　迟福林委员说，户籍制度改革是大势所趋。尽管一些城市有顾虑，提出承载能力有限，但其实这些农民工已经在这些城市里了，不能无视这一事实。中小城市的户籍制度要尽快全面放开，大城市至少第一步要做到，城市里有稳定工作的农民工享受与市民同样的基本公共服务。

　　在王志刚代表看来，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之一就是城乡差距，而城乡差距就表现在基本公共服务上。眼下经济社会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必须逐步缩小这种差别，这样才能为自由迁徙提供公平的制度保障。

　　异地高考破冰，农民工纳入保障房保障范围，推动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近来一项项举措，可以看出政府为自由迁徙创造公平制度环境的决心。

　　公平制度环境也需要相当的成本。据有关研究部门测算，一个农民工市民化仅公共服务就要花费10万元。迟福林委员建议，尽快建立成本分担机制，包括中央与地方、流入地和流出地、企业与农民工个人的分担机制。

　　放宽视野，为自由迁徙创造公平制度环境，离不开城乡一体化发展。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

　　王志刚代表说，只有部分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稳定生活，农业才能实现土地集中，才能发展现代农业；而城镇化的发展，不仅可以帮助农业现代化发展，而且可以向农村辐射更好的公共服务。

　　“当城市和农村实现一体化发展，自由迁徙的公平制度环境就真正建立起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迟福林委员强调。

　　新华社记者  刘铮  杨维汉  王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