耍流氓也摆绅士派头

　　自上世纪50年代美国出现“军工复合体”利益集团后，武器出口就成为美国经济获利、拉拢盟友和左右国际关系的重要手段。

　　当前，美国军售主要依据《武器输出管制法》展开，同时还有五角大楼主持的“安全援助计划”作为行动准则，该计划包括对外军售、对外军事融资、国际军事教育与训练、直接商购、经济援助基金、维和作业等多种方式。

　　在日韩等国军事采购官员看来，可以直接和美国军火商谈判的“直接商购”模式对他们最有利。可是美国政府往往把这些生意强制性地安排成“对外军售”模式，即由购买方与美国政府共同签署发价书，买方委托美国全权办理采购事务，美国收取不菲佣金。

　　美国盟友要想启动“对外军售”程序，关键一步就是要拟订“发价书”，它除了要符合美国《武器输出管制法》的条件，还要附上特别条款，以便确定如何裁决交易争端，当然裁决依据都得是美国“说了算”的国内法，如《联邦采购政策局法》《美国军事采购法》《美国联邦采集合理化法》及《联邦采购法规》等。

　　对于发价书的撰写，日韩等国官员可谓“一肚子苦水”，他们都认为美国故意执行或明或暗的“不公平”待遇，例如以格式化条款规避责任，千方百计利用附加条款向买方转嫁风险。最让人受不了的是，不仅只能向美方指定的交易商采购，而且美方还不对货品提供品质保证，只要产品一经交接，之后发生的“非设计性技术瑕疵”，美方概不负责。美方还有权修订规格、价格、付款及交货期限，有权取消或延缓交易执行。用一位韩国军购官员的话说，这叫“耍流氓也摆绅士派头”。

　　对美军购如何开始？

　　多数对美军购的国家和地区大致要先走完“建案规划”阶段，该阶段需要制作多种文件，如：需求文件、系统报告、投资纲要计划、工作计划等，确认采购途径、采购项目与编列预算，接下来才能进入“计划申请”阶段。

　　买方需在“建案规划”阶段提出邀约书，内容局限在索取目标军品的报价书，美方回复的内容和数据也仅限于采购数量及大概金额，不提供具体性能说明和数据。公文往返相当耗时，一问一答往往需要3-6个月。为了突破信息不对称局面，买方必须积极寻找渠道了解相关军品细节，以免盲目花钱，买回“能看不能用”的“武器菩萨”。

　　在美方确认买方的采购意愿后，才由国防安全合作局成立项目组进行专项处理，双方谈判进入正轨，并以发价书草案提供较详细的报价数据。需要强调的是，买方所要购买的军火，不能超出由美国国务院核准的允许输出武器清单，若是购买非武器类的美国军事服务，则相关许可清单由美国商务部核发。

　　预算管理难免“吃药”

　　对美军购中，最让买方人员头疼的莫过于预算管理，因为美方在发价书里从不列出实际金额，所有数据全是预估，而且采购项目的执行期较长，再加上美方的管理费项目极为繁杂，更有“非再生性成本”如幽灵般隐藏在各个子系统的报价中，买家往往会在预算上“吃药”。

　　经验老到的日本防卫省注意到，虽然国防安全合作局声称“对外军售”模式不以赢利为目的，但是如果发价书签署生效后出现成本变动，美方可自行修订发价书，买方却受制于格式化条款，只能“被动同意”增加经费，滋润美方项目团队。

　　为了尽可能为军火商牟利，美方还经常利用《武器输出管制法》第21条的规定，在发价书里安插“非再生性成本”，收取军品的研发、改进费用，形象地说就是“你想吃面包，不仅要付钱给烘制面包的人，还得付钱给磨面甚至种小麦的人”。

　　美国喜欢“惰性”客户

　　美国还公开将“对外军售”当作调节美军武器库存、推陈换新的渠道，美方在发价书条款里明确表示可供出售的货品包括库存品（尚在保质期内）或再制品（翻修品），然而，等到这些军品交付买方使用时，就有可能已经过期。

　　正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面对美国利用“对外军售”条款巧取豪夺，不少国家和地区也寻找五花八门的方式进行反击。2005年后，受到沙特、阿联酋、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军购大户的集体抗议，美国终于同意对“对外军售”进行改革，例如将行政管理费从合同价值的3%降至2.5%，并简化审批手续。

　　一些国家还提出，对美军购活动中千万不能“偷懒”，尤其美方在发价书环节要求将合约管理事务全数委任给自己，这等于花钱帮美国维持一支精干的武器采购与后勤保障队伍，而买方的后续保障还得仰人鼻息。当然，美国很乐意这种“惰性”在海外客户中扩散。 

　　黄山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