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燕青 《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辑

　　演讲嘉宾

　　纪志宏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汤元健治 日本综合研究所副理事长

　　龚华德 标准普尔董事总经理、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

　　黄海洲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销售交易部负责人

　　乔虹 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

　　高路易 苏格兰皇家银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保拉·苏巴齐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国际经济学研究总监

　　美国量化宽松仍在继续，日本也开始以宽松的货币手段来刺激经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宽松货币政策，推动了资产类市场的快速复苏，但也将产生显著的中长期负作用。作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大型经济体，中国虽然没有QE（量化宽松），但也势必受到欧美日货币政策的冲击。

　　中国与欧美日的利差及人民币升值趋势，将带来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巨大挑战。作为开放经济体的中国，该如何把握货币政策的艺术？昨晚，浦江夜话第一场谈的是“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政策对中国货币政策的挑战”。正因为近期世界性经济波动和中国的“钱荒”隐忧，让这场论坛成为昨晚的听会大热门。

　　“钱荒”与QE有没有关联？

　　美国、日本以及欧盟，目前都处于量化宽松的不同阶段，这让发达经济体呈现出互相连接的量化政策带。而中国市场目前虽然没有QE的概念，但作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大型经济体，亦难彻底隔离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包括远在美国退出的QE信号，是不是在中国银行的流动性“钱荒”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对此，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国际经济学研究总监保拉·苏巴齐界定说，QE是一种货币政策，原先是在国内实施的政策来面对国内的问题，但是会有着非常严重的、大规模的国际影响，会影响汇率、资本的流动，甚至是金融产业。

　　而苏格兰皇家银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高路易在现场勾勒出了关系图：目前中国的银行间市场出现巨大的波幅，正好在这个时候碰到美国QE的退出，QE退出又会出现大的不确定性，让央行不太愿意释放流动性，所以QE退出的消息可以说是加剧了“钱荒”，当然，他也强调这只是完全临时性的现象。 

　　中国国际金融董事总经理黄海洲则说得更直接：“美国QE的退出对于中国来说有着双重的压力。实际上，中国经济是二元经济，即城乡经济；而中国的金融系统也是二元系统，即银行内系统和银行外系统，银行系统间的问题是两个交汇点，遇到两个压力会压力加倍。 

　　中国央行该不该救市？

　　“现在网上有这样的说法：央行以前是商业银行的‘奶妈’，以前这些‘小主子’没有钱的时候，央行就使劲‘喂奶’；但这次央行反而好像‘后妈’，只是‘审慎’放水。为什么会有前后这样的反差？”昨晚在夜话现场，一则“奶妈为何变后妈”的观众提问，让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纪志宏颇为尴尬。

　　对此，纪志宏回应，中国的货币政策是混合型框架，同时也不得不考虑货币市场利率的平稳等要求。未来随着我们和市场各个方面包括商业银行的改进，后者的风险定价能力也会有更好的体现和提高。 

　　而同场的黄海洲也进一步回答说：央行应有4个政策目标，即央行首先是金融系统稳定性的维护者，所以遇到类似的流动性危机或者流动性风险有可能影响到金融系统时，央行就必须救市。当然，如果是个别金融机构流动性管理不善，这个时候就可以不救，这就好比说要管教孩子不能在天塌下来时还在管，房子要倒了先要救孩子。

　　至于央行该不该救市？来自日本综合研究所副理事长汤元健治也给出了“场外观察”，他认为近期发生的“钱荒”问题让人看到了中国央行打击影子银行的决心，看到了中国央行正在采用非常有灵活度的办法来稳定市场。但是，目前市场参与者最担心的还是信号不清楚，日本过去也经历过影子银行的危机，经验证明，清楚地披露非常关键，他建议中国的央行在解决“钱荒”问题时，也要鼓励透明度。

　　量化宽松政策渐退何解？

　　在过去戏剧性的两三周里，全球市场都在巨幅波动中，在普通投资者眼里看到的是股市狂跌、国债收益率差等；而在全球的央行看来，现在是该发声音的时候了，比如：英格兰银行说市场反应过度了，美联储的许多副主席也出来说外界误解了他们的意思。量化宽松政策渐退正展示出其对全球市场的影响力，中国对此该如何借机应对？

　　对此，纪志宏指出，中国利率市场化的方向是要让市场更大程度上确定均衡利率，美国量化政策退出的过程也能让市场去确定这个均衡的利率。所以中央银行应该学会把控传导过程的特点以及有效的控制风险议价。

　　而其他各路的专家则一致在时间和节奏上提出了更高要求。高路易给出的建议就是改革利率和汇率，建议央行改革汇率系统，开设资本账户，也希望银行继续审慎货币政策，同时还希望财政部政策再放松点。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乔虹也认同要打出中国的节奏，即短期内还是要关注资本流动的速度，在中期和短期再进行货币政策的调节和运作，到时能留下更多的空间。汤元健治也希望中国的央行能够给出改革的时间表，包括明确资本项目的开放、利率的管制、汇率的管制，一个时期该有一个时期的政策重点。标准普尔董事总经理、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龚华德最后强烈建议，应该对央行和政策制定者施压以便更快速地进行改革。　　  本版撰文 记者 胡晓晶 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