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生  梁依云

　　“社会雕塑：博伊斯在中国”展览于9月7日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了，由此再次让人们关注起博伊斯对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意义的探讨。博伊斯为何能成为当代艺术史的重要课题？他对中国究竟有何深远影响？博伊斯的行为艺术是否过时？这些问题至今都众说纷纭。

　　作为一名活跃在20世纪后半叶的欧洲艺术家，直至今日仍是当代艺术研究者的焦点可见其在艺术史上的重要性，可以说，目前最活跃的艺术家无不受到他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然而这种大范围的影响一旦过了度，就未必是对当代艺术的助推了。 

　　诚然，博伊斯在雕塑和行为艺术上有着大胆的突破，为当代艺术注入了叛逆的力量，尤其对于三十年前刚实行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博伊斯的作品和观念成了最好的救命稻草。雕塑家李占洋的《租——收租院》系列，用真人大小的着色玻璃钢雕塑塑造了一组毛泽东与博伊斯在一起的形象。作品中，博伊斯以他特有的姿势，带着手势好像在向毛泽东讲解着什么。一个是国家领袖，一个是当代艺术家，但两者之间却存在着共通点：博伊斯一直以来都试图打破艺术与生活、艺术与政治之间的界限，这与毛泽东的政治——艺术实践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极为相似的。 

　　或许因为如此，博伊斯才能很快被中国人接受吧。然而很多人对博伊斯的理念却有着片面的理解和借鉴，导致这些“仿制品”突出了怪诞神秘，却缺乏美感。如今正当盛年的一批艺术家在博伊斯的“影响”下，不再关心艺术的本质问题，而只侧重艺术对社会，艺术对文化的作用，即艺术的功能问题。 

　　艺术家的创作离不开他所在的时代环境，换句话说，没有反映出时代面貌的作品是没有生命力的，我们要去理解博伊斯的艺术精神就必须把他放到二战以及战后的大环境下去解读。再看看有些艺术家的作品，用一些莫名的雕塑、不明所以的行为艺术，只要加上一些社会话题来修饰一番，就号称“致敬博伊斯”，实质上却并没有任何进步。这也正是我们的当代艺术的致命伤，因为我们学到了形式，学不会行为艺术的真正精髓。 

　　其实直到今天，艺术界对博伊斯的评价仍然存在着多种不同的声音，有人觉得他在当代艺术的意识创新上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性，同时，对他的反对声也始终不断，有人认为他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影响力是弊大于利的。的确，很多行为艺术一味地模仿，并以血腥、裸露为卖点，哪怕是非专业观众也能感觉到其中的庸俗化，看着就不舒服。对比国外，我们虽然有不少崇尚博伊斯的艺术家，但却鲜有关于博伊斯的理论研究，以至于我们只能片面地、甚至曲解地理解博伊斯，这样又怎么能真正读懂博伊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