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大多期望有个独立的书房，尤以诗人、作家、学者最切盼。但在过去的年代，譬如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能如愿者未必有多少。例如鲁迅，他在北京的故居里有个著名的“老虎尾巴”，是书房，可其中却搁着一张床，显然兼带睡卧，看来并非是独立的书斋。上海的故居，虽有“且介亭”、“三闲书屋”等等名称，但都是纸上的、书面上的，如走进故居，就根本没有书房，先生是在他的卧室里读书写作的。至于当年的左翼作家们，绝大多数是从“亭子间”里走出来的，可是往往在文末添上一个某某斋名，似乎风雅得很。

　　我不知是受了三十年代作家的影响，还是因为受了明清文人的熏陶，青年时也附庸起风雅来，先是刻了枚印章，曰“牯岭小廔”，盖在书上，算作藏书印；后来是写在信上，写完信，如对方是文友或书友，必在署名之后加上“于牯岭小廔”，而且还不肯将“廔”字写成“楼”字，大有故作高深的意味，其实恰好暴露出幼稚与浅薄。但我的朋友不明就里，以为我真有这么一个若庐山牯岭般的绝妙小楼，好不悠哉。事实上哪里是如此，不过是个三层阁，位于上海的一条牯岭路上，吃喝拉撒全在这里，当然也读书，也写作，也将买来的书乱七八糟地堆在这小屋里。我不过是学了明清的文人，建造了个“印章上的书斋”罢了。

　　然而这印章上的书斋，我却建造了多处。五十年代到西郊工作，有个独立的居处，也是书房兼睡卧，与“老虎尾巴”相同，于是名之为“追树西屋”。可惜一逢阴雨，满地皆湿，书报杂志大受其殃。只得迁居，新居是个临街的小楼，不足六平方米，真是名副其实的斗室，不能安置大量的图书，但巧在工作发生了变动，我只需干半天活，可以在这斗室里读书半天，书，放在办公处即可。这样，我就又刻了一方章，谓之“偷闲轩”，偷得浮生半日闲也。

　　可惜好景不常，“运动”来了。虽然“运动”是接二连三地来，可这回有点不一样。当大伙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时，红卫兵已经闯进了我的牯岭小廔，也闯进了偷闲轩，将所有的书刊全部抄光，连同没有字的白纸也抄走，说要放到显影水中去“检验”。这一下，倒是好了，我这本来只是印章上的空书斋，而今真成了没有书的书斋了，彻底而干净。

　　之后呢，是“放逐”，不，是“接受再教育”，是“锻炼”。意外的是，在锻炼的过程中，我竟然得了个独处一室的“优惠”。虽然并非书斋，积习却又在心中抬起头来，我将居处题曰“网亭”，还写了几句“跋”：

　　名庐曰亭，非关西蜀子云；尘世若网，乃袭东晋渊明。五里十里，惠人以憩，终属云烟之地；通邑荒村，天壤陋富，是网皆无可遁。长恨身非我有，俯仰人间，江海志无得；复叹欲为时羁，春远寂寞，云山之爱难遣。某年秋日漫书。

　　虽是心声，然于时于人皆无意义，于是弃之，却又始终记得。但于书斋，是不敢有所奢望的。

　　可是没想到，到了八十年代，我终于有了切实独立的书房，又重新购买起书刊，纸质的，然更多是电子的，两万多册只需几张光盘，小半个抽屉就容纳下了。我将纸质的书籍都置于封闭的壁橱里，光盘则在书桌中，当朋友来我这独立的天地里，无不惊讶于这看不见书的书房，并追问其故，我笑而答道：无它，不过是“恢复”“文革”时的外形罢了，尽管在内容上起了质变，或许也是个否定之否定吧？

　　十日谈

　　我的书房

　　竹林里有一方自由的读书天地。请看明日本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