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拿马大奖如何评出

　　巴拿马博览会对展品的品评十分重视，评判委员由来自世界各地的500名男女评委组成。这些人都是经过挑选的各方面的专家。国际授奖系统与博览会的各个分支机构是分离并独立的，以便保证评委系统的独立和公正的立场。评审委员会由美国派人出任会长和副会长，秘书长分别由美国、澳大利亚、阿根廷、荷兰、日本、古巴、乌拉圭、中国代表出任。与其他国家相较，中国参展的物品明显过多，经与美国会场及国际委员会会商数次，我国可以派出审查官16人加入审查。这16名审查员由监督处从原有职员和各省委员中逐加委派，并招聘留学生及侨商中有学识者数人。

　　评判委员会使用了一套精心制作的规则和评分系统，产品根据得分可以得到相应的奖项。一共有6个由高到低的评奖等级：大奖章（最高的等级）;荣誉奖（95-100分）;金奖（85-94分）;银奖（75-84分）;铜奖（65-74分）;奖词（无牌）。 

　　审查共分为三步：第一步为分类审查;第二步为分部审查;第三步为高等审查。在这三步中，前两次审查是平行的，不是初赛、复赛的关系，也就是说赛品在任何一个环节中得到奖项，都会被视为最终成绩。分类审查从5月3日至22日，共20天;分部审查自5月26日至30日，计5天;高等审查自6月3日至17日，共15天，合计40天。 

　　中国的参展品在第一轮审查后获得了头等大奖章10余枚，所得奖项主要来自于丝绸和茶叶。到第二轮审查后，头等大奖章数已增加到30余枚。在最后的高等审查环节中，陈琪当选为评议及补行审查会特别委员，他极力为中国展品争取奖项，曾多次致函审查总长，指出中国“其余各省农业品著闻世界者亦多，其最优者如蚕茧、桐油、茵香油、玉桂油、蓖麻油、黄豆酱油、燕窝、鱼翅、生姜、片菇、竹笋。至于五谷在世界中以中国为最巨”，中国农产品宏富优美，“应于七省茶叶各给大奖外其他省他项农业名产请详加复查择优给大奖，以示优异”。至于工艺门中著名之件如瓷器、陶器、漆器、雕木、地毯、野蚕丝绸等类，陈琪也一一特别致函高级审查会竞奖，并为制造人请奖。

　　中国获得多少奖章

　　根据与会国代表的充分讨论，按照参展产品的实际情况，共评出25527个获奖产品，其中实发奖章20344块，奖状25527张。经过中方参展人员的不懈努力，中国展品获奖数为各国获奖之冠，成为最大的赢家。当时国人为中国在博览会上取得的成绩而欢呼，有诗为证：“赛会巴拿马，支那实业家。山川兴地宝，云汉绚天葩。霹雳开河面，平和祝海牙。锦标归夺得，宏我大中华。” 

　　中国究竟获得多少奖章？1915年9月3日，中国赴美赛会监督陈琪在旧金山南京楼大餐厅宴请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美国政府特派员拉玛、中国驻墨公使顾维钧、巴拿马赛会副总理罕尔等中外名流，陈琪在餐前演说时称，“此次博览会审查之结果，中国赛品共得大奖六十二、名誉奖章六十四、金牌奖二百五十八、银牌奖三百三十七、铜牌奖二百五十八、奖词二百二十七，共计一千二百十一枚”。但按陈琪上述说法，各奖数目加起来应该是1206枚而不是1211枚，与其说的总计数有所误差。

　　据另一中国参赛人员屠坤华在《1915年万国博览会游记》中记载，中国共获得1211个奖项，其中大奖章57枚，荣誉奖章74枚，金奖258枚，银奖337枚，铜奖258枚，荣誉奖227枚。这个数据能对得上，所以被各种材料引用的也最多。但实际上，即使权威如陈琪者，在其演说以及书中所列获奖数字，相互抵牾之处就有不少。部分申报的赛品，说明文中只有英文品名而未配中文，令人一头雾水，翻译误差大，难免张冠李戴;由于人手过少，未能对获奖赛品进行仔细核对等等问题都造成了统计上的困难。另外，有的获奖赛品无法明确是打包获团体奖还是分别获单项奖。如在巴拿马赛会农业馆展出的“直隶省豆类、花生、高粱酒、羊毛、猪鬃”，获得大奖章，但并未明确这到底是一枚还是五枚。这种情况并非个例，因而这也对精确统计获奖数目产生了困扰。 

　　巴拿马赛会中国赛品获奖的全部名录，最权威的还是陈琪于赛后主编的《中国参与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纪实·各省得奖单和各省得奖数目表》。但其所载中国获奖赛品，有一部分是根据英文名单回译而来，导致不少错误，因为时隔过久，现在要想完全厘清当年获奖事实真相，已几无可能。 

　　在众多沸沸扬扬的金奖争论中，以酒类为最多，其中茅台酒因“怒掷酒瓶”而获金奖的故事最广为人知。首先，金奖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最高奖项，仅仅是个三等奖，即使是最高奖大奖章，颁发数量也不少，并不是唯一的。据记载，在酒类中，获得大奖章 （Grand Prize）的是直隶（官厅）的高粱酒、河南（官厅）的高粱酒、山西（官厅）的高粱汾酒、广东（官厅）的果酒和山东张裕酿酒公司的各种酒。而茅台酒的产地贵州只有以“贵州公署酒”的名义在获奖名单上出现，且获得的是银奖。还有许多在几年前高调宣称获得“巴拿马大奖”的企业在奖单上根本不见踪迹。

　　通过这次世博会上“中国制造”的展陈和获奖，提高了国货产品的竞争力，扩大了中国土特产品的国际影响，有助于打开产品的销路，开拓广阔的海外市场。一年之后的1916年，上海海关数据显示，中国出口西方的生丝、棉布、茶叶、瓷器等大宗物品数量大涨50%以上，有的甚至翻了一番还多。 

　　这次世博会的意义还不止如此，时任农商总长的张謇清醒地认识到：“世界经济之潮流喷薄而至，同则存，独则亡;通则胜，塞则败。昔之为商，用吾习惯可以闭门而独活，今门不可闭也，闭门则不可以自活。”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者通过对博览会的实际参加和参观考察，“精研各国所以致胜之由，反省我国所以失败之道”，扩大了眼界，提高了自身素质。通过巴拿马博览会，可以说，中国在向近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3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