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渠宝笈》共著录历代书画藏品万余件，是书画著录史上的集大成者，为后人全方位多角度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史提供了重要参考。“石渠”一名，典出《汉书》。西汉皇家藏书之处称“石渠阁”，在长安未央宫殿北。乾隆帝以“石渠”为内府书画著录命名，表现了对古代文化传统的景仰和追溯。清宫书画著录分三次编纂，分别在乾隆九年、乾隆五十八年和嘉庆二十一年，因此成书分为《石渠宝笈》“初编”“续编”和“三编”。

　　在延禧宫举行的是“石渠宝笈特展——编纂篇”，以《石渠宝笈》著录的书画来源、编纂人员、编纂体例、贮藏地点及其版本与玺印五个部分逐次解析《石渠宝笈》诸编的内容与特征，展出故宫博物院藏、《石渠宝笈》诸编著录的典型作品72件（套），其中图书善本12册，《石渠宝笈》所用宝玺15件，直观诠释这一书画著录巨作。本部分展出的晋顾恺之《洛神图卷》，画卷中乾隆及内府大臣的题识再述了《石渠宝笈》这一书画著录巨著的编纂体例与其严谨的考据特点，并生动地勾勒出乾隆的艺术趣味。

　　在武英殿举行的“石渠宝笈特展——典藏篇”，以《石渠宝笈》著录书画为主轴，注重揭示书画收藏、流传、辨伪的历史，展览分为“皇室秘赏”、“重回石渠”、“考订辨伪”三个单元。据故宫博物院有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展出的文物规格之高，一级品之多，在故宫博物院乃至博物馆界都难得一见。其中，《清明上河图》恐怕算得上中国传统绘画中最脍炙人口的一幅名作了。记得2002年，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千年遗珍——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上，看着偌大的展厅中唯有此幅作品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等待的人群环绕上博二层一周后又顺扶手电梯延伸至了三楼时。

　　《清明上河图》宽24.8厘米，长528厘米，著录于《石渠宝笈三编》，曾贮藏于延春阁，五玺全。这幅作品绘于北宋，作者张择端。画面表现北宋汴梁城东角子门内外和汴河两岸的城乡风光与市井百态。图中有城外郊野风景，有漕运繁忙的汴河，以及虹桥上下之景，还有城内繁华的街市。图中共绘人物约600余名，牲畜近百头，房舍百余座，舟船25只，繁杂的景物按照一定的情节进行组合，结构严谨而紧凑，画法精严，刻画入微，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堪称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除了《清明上河图》之外，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图》也堪称国宝级的珍品，其宽43厘米、长80.5厘米，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曾贮藏于宁寿宫，八玺全。《游春图》卷历来被认为是隋朝画家展子虔的作品，代表了中国早期山水画的面貌。这件作品是现存最古老的山水画之一，画中山石以细线勾勒，用石青色、石绿色沿山体填色,并以泥金晕染，是中国山水画中“金碧山水”画法的先声。画上没有作者的名款、印章，也没有图名。因宋徽宗赵佶在前隔水处题有“展子虔游春图”而得名。这幅作品的命运多舛，1946年，著名收藏家张伯驹先生以重金将其购藏。1952年，张伯驹先生将《游春图》捐赠给国家文物局，交由故宫博物院收藏。

　　除了书法作品之外，东晋王珣《行书伯远帖卷》是公认的珍品，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贮三希堂、钤五玺。《伯远帖》是一封问候友人病况的书信，是迄今为止晋人墨迹中唯一署有名款的真迹，备受世人珍视。乾隆帝于乾隆十一年(1746)“丙寅春月获王珣此帖”，异常珍重，将其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旧贮乾清宫，今移贮三希堂)、王献之《中秋帖》(贮御书房，今移贮三希堂)并藏养心殿温室中，颜曰“三希堂”。1924年，逊帝溥仪出宫时，《伯远帖》与《中秋帖》被敬懿皇贵妃随身携出，后辗转为鉴藏家郭葆昌所获。郭去世后二帖由其子郭昭俊拥有。1949年郭昭俊为借款将二帖在香港抵押，1951年抵押到期而郭家已无力赎回。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最终由国家出资购回，《伯远》、《中秋》二帖得以复归紫禁城。

　　其他将展出的珍品还包括东晋顾恺之的《列女图》（宋摹本）、唐代传世纸绢画作品真迹之一韩滉《五牛图》、宋徽宗《听琴图》、王诜《渔村小雪图》、赵昌《写生蛱蝶图》、冯承素《摹兰亭帖卷》、赵孟頫书《洛神赋》、沈周《桐荫玩鹤图》、徐渭《梅花蕉叶图轴》、宋旭《五岳图卷》、李士达《岁朝村庆图》、王致诚《十骏马图册》、乾隆帝庚辰岁朝图并新正重华宫诗轴、张若澄《兴安岭图》等等。

　　据业内人士介绍，本次展览是《石渠宝笈》著录书画的第一次展览，旨在体现《石渠宝笈》编纂及其著录书画的特点，让观众欣赏书画铭心绝品，了解清宫典藏书画的聚散和特质，认识书画鉴定的研究方法，客观评价《石渠宝笈》著录书画的价值，推动书画真伪和图像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肖舫